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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最后的岁月

——阴阳两相隔


1944年12月,日寇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军统拟释放一批“犯人”。戴笠亲自到息营,分批提“修养人”谈话。第一批谈话的人中就有黄显声。谈话后,黄显声闷闷不乐,他告诉黄彤光:“戴笠要我出去工作,我渴望自由,但我不愿意给他们卖命。”黄彤光一听这话就知道黄显声同戴笠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唇枪舌战。黄彤光也被戴笠叫去谈话,由于她事先了解了黄显声的情况,便拒绝了“放”她回重庆的机会。

于是,黄彤光在作为“自由人”之后,仍在息营会计室工作,后曾一度到息营设在阳郎坝街上的“正谊商店”做店员,直到1946年7月随息营搬迁到重庆。

黄显声将军被军统押回重庆白公馆后,黄彤光就在沙坪坝洗布塘13号租民房居住,一边在重庆正阳法学院读书(黄显声的主意),一边悉心照顾黄显声。而以后的下武汉、去上海、赴南京为营救黄显声找关系、托熟人,含辛茹苦、历尽艰难,直到后来蒋介石“御批”:“缓放”之后仍未放弃营救她的“兄长”的努力。。。。。。

在最后的日子里,黄显声已预感到自己将有不测,他托看守转交给黄彤光一封信——这是他给黄彤光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在狱中向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就是不测,也是追随张学良先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而牺牲。”

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解放后,重庆市烈士审查委员会确认黄显声将军为革命烈士。翌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黄显声将军忠骸运往北京,重新入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黄彤光参加了寻找遗体、安葬忠骸、开追掉大会、护送灵柩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启运上京的全过程。事毕,她在步云桥畔立下一块“黄显声将军殉难处”的石碑。


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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