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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囚徒到父子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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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拯中

自从杨拯中和母亲谢葆贞在南昌被关后,连门槛都没有跨出去过,因为外边有凶神恶煞还带枪的特务看守。张叔叔和阎叔叔又被关在另一间屋子里,不能同他玩。他日夜思念的父亲也没有见到,他吵着对妈妈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母亲含着泪告诉他:“孩子,不要吵,会见到爸爸的,一切都会好的”。

日子过得太慢了,他们不知道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被关进来时是冬天,现在天气已经很热了,院里那几棵光着枝干的树又重新长满了绿叶。

有一天,他和母亲及阎叔叔、张叔叔又被押上一辆汽车,车开了,他不知道又会被送到哪里去,能见到父亲吗?

车子颠簸了两天后终于在一栋房子前停下了。他下车,见周围尽是山,远处有一些矮房子。他们被押进了大门,这时他惊喜地发现日夜思念的父亲在院子里等着他们。他一下冲到父亲跟前,“爸爸,我终于见到您了,我好想您。”父亲紧紧地搂抱着他,“孩子,爸爸也想你。”父子俩总算在一起了,拯中幼小的心灵感到说不出的欣喜。后来他才知道,这里是湖南桃花坪,他们被关的地方叫胡家大院。但阎叔叔和张叔叔不见了,说是被关到另外一地方去了。

1938年9月,他和父母又被押上了车,车上除了他一家外还有许多背着枪的特务,后边紧跟两辆坐满宪兵的大卡车。车子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了10多天后,开进了一个看来并不繁华的城市一一贵阳。他们在一所警察局里被关了几天后,又被卡车送到了离贵阳半天车路的息烽县阳朗坝一个叫猫洞的地方。

到了阳朗坝猫硐,他和父母一道被囚禁在一栋独立的四列三间木房内。他和父母住在左边一间房里,便衣特务们住其余两间和楼上,宪兵们住在距此不太远的民房。他不知道这里就是息烽集中营。他看见不远处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住人,每天有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在用泥土筑墙。他不知道这些人筑墙干什么。

一天,戴笠来了,他听见戴笠对父亲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找一处既安全、环境又好的地方给你们住。”过了几天,他们在特务和宪兵押送下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一直朝山上爬。在西北他没有见过更没有爬过这样的山,他累得两腿都抬不动了,可是在特务们的吼叫声中,他又咬紧牙关向山上爬。好不容易到了山上一个岩洞前,他听见特务们说:“到了,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他一下就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因为实在太累了。毕竟才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

后来他才知道,这里叫玄天洞,原是一座道家的寺庙,军统赶走了里面的道士,征用这里来囚禁他们一家。这里很高,站在洞口望去是山连着山,没有一块平地。除不远的山顶上有几座碉堡外,几乎看不见人家。

在洞内住了不久,他就经常咳嗽,父母也常生病,特别是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听父亲说是因为这里山高风大,洞内潮湿的原因。虽说医官也拿些药给他们吃,但总不见效。这里的夏天非常凉爽,比西安好过一些,但一到冬天,冰雪封山,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寒风刺骨,门都不敢出,他就和父母在屋内的炭火边苦熬。第二年,他和父母的身体都垮了,几乎没有一天不生病。后来经父亲多次交涉,军统才同意由父亲出钱在洞外修一栋房子居住。

不久,房子修好了,他们搬了进去。搬到新洞囚室后,没有老洞那么潮湿,空气也清新一些,可以晒到太阳,除了母亲的身体还不行,他和父亲的身体好了许多。

拯中十岁了。像他这样大的孩子早就该上学念书了,可是军统怕暴露他们一家被囚处,不许他去县城上学。父亲多次交涉无果,最后不得不拿钱由军统驻息烽办事处代为从贵阳买来一套《万有文库》,由父母教他识字、写字。他过去在西安时也曾上过几天学,认识一些字,但经两年的苦难与折磨都已经生疏了,一切从头开始。《万有文库》是成人的书籍,父母一边教他识字,一边选一些浅显短小的文章教他读。他非常聪明,又身处这样的逆境中,读书写字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因此进步很快,不到一年,他已能写一千多字,背几十篇文章。

父亲在教他读书写字的同时,还结合一些文章的内容告诉他长大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出去以后才能有本领报效国家,为养育我们的广大民众效力。父母还经常给他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要他学习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敢于献身的英雄。

在父母的影响下,拯中励志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做一个英雄,要做一个民族英雄。

1941年,他的小妹妹在囚室中出生了,父亲为小妹妹取名拯贵。因为母亲身体太虚弱,营养又差,小妹妹没奶吃,从早哭到晚。他看到母亲整日流泪,父亲声声苦叹,心中十分难过。幸好父亲得到军统的同意从几里外的河坎寨请来了一个奶妈喂养小妹妹,父母的心情才稍微好转一点。

奶妈叫吴清珍,是一个勤劳善良能干的农妇,她不光给小妹妹喂奶,还主动承担了一家的家务事和照料他的生活。他亲切地称她为吴妈。有了吴妈的照料,一家人虽处在苦难之中,却也有了些平静气氛,他仍每天坚持在父母指教下读书写字。可是没多久,一场灾难又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因为特务们知道母亲是中共党员,经常折磨她,以致母亲有一些精神失常。李家杰便以母亲有精神病,为了杨将军的安全,把母亲强行拉回老洞关押。吴妈因为要给小妹妹喂奶,也一块去了老洞。只剩下他和父亲留在新洞囚室。父子二人不单精神上十分痛苦,生活也是煮生吃生、煮熟吃熟。他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母亲半步,现在和母亲虽说只隔不到半里,却不能见到母亲。十一岁的少年,竟过着整日流泪的日子。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在极度苦难中熬了将近一年。有一天,大特务头子戴笠上山来了,父亲再三要求惩处万恶的李家杰。戴笠无奈,只好撤换了李家杰,改由龚国彦任特务队长。母亲才得以搬回新洞囚室,一家人才又重新生活在一起。这时,拯中发现被分开时还在吃奶的小妹妹已开始学走路了。母亲看着骨瘦如柴、满头白发的拯中,眼泪哗哗往下掉。“孩子,你受苦了,妈妈不该带上你啊!孩子......”

“妈妈,不哭,不要难过,我已经长大了,我还会照顾爸爸了!等我将来当了英雄,我就把你们救出去,我们一起过好日子。爸爸,你说好吗?”

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和父母,还有小妹妹在这深山老林中苦熬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父亲在报上看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父亲和母亲都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应该会释弃前嫌,让他们一家回去了。连特务们都认为他们一家可能会被释放,看守也松了一些。可是这一天却迟迟不肯到来。直到1946年7月16日,特务队长龚国彦告诉父亲,上边有命令要把他们一家送去重庆,没讲是释放还是继续关押。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一线希望了。

他们上了已等候在那里的军用卡车。同车的还有许久不见得阎继明、张醒民两位叔叔。

到了重庆,他们一家和吴妈,还有阎、张两位叔叔一块被囚禁在杨家山秘密囚室,而便衣特务队换成了一个连的宪兵队。宪兵队的看守更严,除较远处的岗哨外,在他们的房子四周还布了五道岗,有一个岗哨就在窗边,日夜监视着室内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完全没有了自由。在玄天洞时他们还可以在囚室附近的山上玩,可这里不行,连门都不许出。被释放的一线希望彻底毁灭了。

1949年9月6日,他和父亲、妹妹一起被特务杀害于重庆戴公祠。牺牲时年仅19岁。

重庆解放后,他的遗体和父亲、母亲、妹妹,阎继明、张醒民的遗体一块安葬在西安。他的墓门上端镌刻着四个大字:“父子国殇”。

魏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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