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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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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年时代

宋绮云,原名宋元培,表字复真,1904年3月出生在江苏省邳县(现邳州市)杲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宋桂藻、母亲吴氏。宋绮云头上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他排行老四。宋家世代给杲姓地主当长工,过着给人做牛马却饭都吃不饱的苦日子。因家里贫穷,父母无力送子女上学,直到宋绮云13岁那年,父亲为了下一代人能摆脱贫苦,加上宋绮云天资聪明,所以省吃俭用送他到离家十几里的峄阳小学去读书。家里无钱交在校寄读的伙食费,他只能每隔几天回家拿些煎饼、煮山芋之类干粮到学校每顿用白开水伴食,菜是一点都没有的。在校的富家子弟见他这样穷苦,常常欺侮他。由于他勤苦学习,在同级中总是名列前茅,老师非常喜欢这个穷而有志勤学的孩子,经常鼓励他、护着他,那些富人子弟才不敢过份欺侮他。

宋綺云任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时摄


他勤学苦读,进步非常快,加上他为人忠厚诚实、正直又乐于帮助别人,在学校中逐渐得到同学们的尊重。在他15岁那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波及到邳县,他被学生界推举为邳县学生联合会古邳分会主席。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查禁日货。在邳县的爱国运动热潮中,宋绮云得到了锻炼,爱国主义思想初步形成,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极重要的影响。

1920年,16岁的宋绮云徒步走了300多里到清江去考上了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为了缴纳书本费,在开学前他去一家茶馆当小工,干担水烧火的重活。在第六师范读书期间,他在坚持勤奋学习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有一次校长徐慕杜在训话时,极力吹捧祸害一方的清江镇守使马玉仁。宋绮云在台下越听越气愤,一下子跑到台上当着全校学生列举马玉仁倚官仗势,祸害地方,为官不仁的事实,驳斥校长,徐慕杜无言以对。从此宋绮云在学生中威望更高,学校恨他,但又不敢开除他,拿他无法。

宋绮云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讨论会,研讨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如何寻求救国之路等问题,有一次在清江关西普应寺举行研讨会时,同学们观点不一致,相互辩驳,宋绮云站起来慷慨陈词:“当前我们国家,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列强肆意欺凌,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若不起来推翻军阀统治,举国团结外御其侮,那么国家民族的前途不堪设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除此别无他法。”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1925年7月,21岁的宋绮云从第六师范学校毕业了,回到邳县,先后在峄阳、土山等小学任教。在教学中,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读报,讨论时势,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峄阳小学校长韦著时思想保守,反对革命新思想,又独断专横,宋绮云联合老师和学生掀起“驱韦运动”,赶跑了姓韦的,使在学校传播新思想有一个较好的环境。

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宋绮云意识到自己留在学校不到外面去闯,难以开拓视野,他决心寻求革命真理,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二、投身革命

1926年11月,宋绮云告别了他任教的学校,告别了对他依依不舍的学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10月,北阀军攻克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在武汉办第六期。宋绮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匆匆赶到武汉报名,顺利地被录取了。在军校,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训练中一切困难,成绩出色,得到教官们的赞赏。1927年3月,由中共党员、原铁军(叶挺部)二十四师政治部科长郭子化介绍,他在军校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5月,他和同期同学们被编人中央独立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军和追击杨森部队的战斗。7月,宋绮云所在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这时蒋介石已公开背叛革命,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他们准备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但8月3日到达九江时,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撤离。党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安排军中共产党员返回原籍去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宋绮云和党员张风石等人到南京,与南京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洁清等秘密成立了地下党凉山小组。11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加强南京地区的工人、农民运动的领导,派孙津川到南京整顿党的组织,在蒲江郊外的芦苇滩里召开了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宋绮云出席了这次大会。为了掌握敌情,掩护地下斗争,党组织安排宋绮云去南京警察教练所任第二中队副队长。第二年春由于党内出了叛徒,恢复不久的党组织又遭破坏。他紧急通知一些同志转移后,组织上考虑到他也有危险,决定让他离开南京,回邳县开展工作。

宋绮云和党员解慕唐、曹桂林等几人回到邳县时,徐丽芳(林侠)、宋学珍、李先春等党员也从武汉回来,回来的一共有中共党员20多人。

当时邳县因地处偏僻,过去国共合作基础比较好,加上徐州地区是北阀军打败孙传芳后收复的新区,地方政权尚未完善。所以在北阀军二次进人邳县重新组成县政府时,回去的这20多个中共党员中就有十几个以“跨党”(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这是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因斗争需要所允许的)身份到县政府担任各种职务。宋绮云任县警备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徐林侠任县党部委员、妇女会长。就连公安局这样重要的机关都是共产党员去任局长。国民党的邳县县政府的军政大权几乎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不久,邳县的共产党员就由原来的20多个发展到40多个,革命形势比较好。

1928年春,中共徐州县委派蔡贡廷到邳县主持邳县特别支部的组建工作。4月底,中共邳县特别支部成立,李振华任书记,宋绮云任组织干事、徐丽芳(林侠)为妇女干事。6月下旬,李振华被党安排去东海县建设党的组织。9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徐海区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共徐海区特委,特委根据邳县的革命形势和工作.要,决定成立邳县县委。9月,中共邳县县委正式成立,范玉贤为县委书记,宋绮云任组织部长,徐丽芳(林侠)任妇女委员。这时、邳县全县党员已发展到162人。邳县出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局面,即公开是国民党的县政府,而实际暗中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在中共邳县县委领导下,打土豪的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革命形势高涨。这年10月,宋绮云和徐林侠冲破阻力,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让邳县这小块地方红下去,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邳县已开始感到风雨欲来了。1929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段木桢来邳县“清党”,共产党员李培南、李雪飞等6人相继被捕。白色恐布开始在邳县出现。宋绮云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连夜带人步行130多里到铜山县东贺村佟虚吾家商议营救办法。

7月27日,邳县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徐林侠不幸被捕,关在苏州监狱。宋绮云因在外活动得以幸免。从此他昼伏夜出地应付着这恶劣的斗争环境。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减少牺牲,决定凡是暴露的同志立即离开邳县,转移到其他地方暂时隐蔽,以待时机。宋绮云在安排李觉民、宋学珍等安全转移后,才慢慢离开,踏上新的征途。


三、军中文士

宋绮云被迫离开邳县后,几经辗转到了北在北平他遇到了先期到来的邳县的战友宋日昌、丁毅忱和黄埔同学、共产党员刘亚民。他和刘亚民住在一起,到北大做旁听生,同时自学马列著作,一边设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一时难以找到党。不久他得知在武汉读军校时结识的叶挺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陈子坚现在在河南南阳杨虎城部队工作,他决定去找陈子坚。1929年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他告别丁、刘等同志,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时杨虎城率部驻南阳,并兼任南阳守备司令。杨虎城当年一直和共产党人密切接触,他的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任要职,是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拒绝了国民党“清党”的命令,把军中未暴露的共产党员保护起来,把已暴露上边抓得紧的共产党员给足路费,秘密送走。有些在白色恐布下难以立足的共产党员来投奔他,他一一安排在军中,加以保护。共产党员陈子坚来投奔他时,他问陈子坚是不是共产党员,陈子坚回答说是,但现在和党失去了联系。杨虎城说那好,共产党员都是些人才,我欢迎,遂任命陈子坚任南阳县县长。

宋绮云来到南阳找到陈子坚后,陈子坚认为宋绮云学识渊博,又进过军校,有理想抱负,而杨虎城正在寻求这样的人才,他决定向杨虎城推荐宋绮云。

杨虎城为了谈话方便,在家中接见了宋绮云,在场的只有陈子坚和杨夫人谢葆贞。杨虎城一开始对这个充满朝气的青年人就有几分好感,开门见山地问:“宋先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宋绮云回答说:“杨将军当然知道现在军阀割据,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当前劳苦大众迫切'要和要求的是结束战乱局面,国家统一富强啊!”杨虎城笑了笑说:“好,讲下去,你是读书人。我读书不多,念过两本《四书》,记得有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你大老远跑来找我,总会告诉我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吧。今天宋先生来找我,我也希望昕你的一些看法。”宋绮云说:“那我就斗胆进言了。将军现在驻军南阳,但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冯、阎都在此集结重兵,形势对将军并不利,而将军故乡陕西地处偏僻,蒋介石势力还没延伸到那里。如果将军回师陕西,如鱼得水,如果能行德政,造福乡里,将来发展必然大,再向甘、宁二省发展,前途必然光明。现在蒋介石看重将军,其实并非看重将军个人,而是看重将军手中的军事实力而已。而且蒋介石十分奸诈,并不信任将军。不如早作安排、回师陕西以求发展。”

宋绮云这一番话正合杨虎城的心,杨虎城又问回师陕西,对陕西红军势力的发展,宋先生又是如何看的呢?”宋绮云回答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国人回避的话题,怎样说呢?”杨虎城说:“实打实地说,讲肺腑之言”。宋绮云说那我就大胆进言了。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致使大革命失败,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在革命危难之时举行起义,创建红军、建立红色根据地,是挽救革命,为国家民族寻求解放的英明之举。红军深得民心,将来必有燎原之势。依我的看法,宁信共产党,不信蒋介石。现在将军何不趁蒋介石命你讨伐唐生智的机会向西挺进,回兵陕西,以求发展。”

宋绮云的一番话谈到杨虎城心里去了,他决定把宋绮云留下,加以重用。

宋綺云、徐林侠和长子振华、女儿振苏、振西


杨虎城过去在南汉宸等共产党员帮助下,认识到团结民众的重要性,每到一处都十分注重和地方的关系。到南阳后,他为了提高军队的素质和加强地方的联系、合作,创办了一个报纸,取名《宛南日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封建、反压迫、扶助农工等进步思想,苦于没有合适人选,暂由陈子坚兼任主编。现在宋绮云的到来他认为是个人才,但毕竟初来军中,如委以重职,一时也难以服众,于是征求宋绮云的意见,让他去主办《宛南日报》。宋绮云答应了。

接手《宛南日报》后,宋绮云以他渊博的学识,用满腔热忱把报纸办得十分有特色。他经常自己动笔写评论,干预时政,对那些欺压百姓,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指名揭露,公开指责;坚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反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使《宛南日报》成为当地军民都喜欢的报纸。宋绮云也因此深得杨虎城好感和信任,不久又让他去军官教导队兼任政治教官。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率兵去了前线。孙蔚如留守南阳。宋绮云和孙蔚如结下深厚友谊,为今后在杨虎城军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杨虎城在中原大战结束后,率部队回到陕西。蒋介石为了稳住西北军,拉拢杨虎城以控制西北局面,任命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省主席。杨虎城任命共产党人陈子坚任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兼《西北文化日报》(绥靖公署机关报)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西北文化日报》的宗旨代表杨虎城的政治观点,主张政治民主化,学术自由化。宋绮云以“新闻事业为社会发展的先锋”为方针。大胆的言论、正确的观点,使《西北文化日报》成为了影响极大,军民欢迎的媒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文化日报》更加突出了力求抗日救国,坚持发动群众,主张全力抗战的宣传。中共的《八一宣言》发表后,《西北文化日报》公开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宣传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行径。《西北文化日报》的爱国言论和观点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从过去的2000多份发行数一下子提高到5000多份。“西安事变”期间猛增到18000多份。

一天,宋绮云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在南京工作时的战友曹冷泉。曹冷泉在太和暴动失败后,遭到通缉,流亡到西安,宋绮云见到他,非常高兴,马上把他请到报社,任命他为副刊编辑,如有事外出期间,则由他代理总编,从此曹成了宋绮云的得力帮手。宋绮云不但办好《西北文化日报》还同时创办了《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下新闻》等刊物。其中《地下新闻》由宋绮云一人负责,主要收听苏联“塔斯社”新闻消息和我党发布的文件等,随《西北文化日报》免费分发。

四、促成联红

1932年冬,西北红军在冲破重重包围后,离开鄂、豫、皖苏区向西北转移,进军到距西安60余里的子午镇,后又越秦岭、巴山,建立了以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坐镇南昌,集中优势兵力向川北进攻红军,密令杨虎城部向川北“进剿”。

西北地下党知道杨虎城一向赞同中共主张,因此想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联合这一部分进步力量,以减轻红军的压力。经向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汇报后,办事处派王鲤泉、丁毅忱到西安做联系杨虎城部、改善十七路军与红军关系的工作。丁毅忱是宋绮云在邳县工作时的老战友,他一到西安,先找到宋绮云。宋绮云见到昔日战友,非常高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把王鲤泉介绍到《秦风日报》工作。把丁毅忱留在《西北文化日报》当编辑。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人华北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提出了“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等三条。西安地下党接到这个文件后,认真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有条件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宋绮云参加了西安地下党对局势分析的研究会议,并接受了地下党交给他的帮助杨虎城识破蒋介石想让十七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既消灭红军又消灭十七路军的诡计;促成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的任务。宋绮云接受任务后,一面通过做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的工作去影响杨虎城,一方面积极物色川陕苏区的联络人员。选择联络员事关重大,因事情十分机密,如果选人不当,可能会暴露西安地下党,还可能影响杨虎城。经再三考虑,他向组织推荐了思想进步,对西北地理条件熟悉,时任潼关行营参谋的青年军人武志平。武志平1931年就结识了宋绮云,经常得到宋绮云的帮助和教导,思想进步很快,十分注重宋绮云。他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由他担任联络员不会暴露西安地下党组织,又方便做十七路军的工作。西安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了宋绮云的建议。宋绮云找到武志平后,对他说了做十七路军工作,秘密和红军联合的重要性后,武志平欣然接受了委托。联络员的任务是沟通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交谈渠道,使双方有机会进行秘密会谈。武志平不负所托,经过艰苦努力,来回奔波,终于使红军和十七路军的秘谈成为可能。1933年初,武志平经由宋绮云介绍,西安地下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以中共党员和十七路军参谋的双重身份,受杨虎城和宋绮云的委托,化装离开汉中去川陕苏区联系。5月31日偕同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徐一新回到汉中。6月1日,孙蔚如代表杨虎城会见红军代表徐一新,对他的到来表不欢迎。徐一新对杨虎城将军首先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的精神表示赞许。双方经过几天的秘密会谈后,确定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在当前形势下,双方友好往来是秘密的。二、互不侵犯协议达成后双方各守原防,不向对方攻击。三、徐一新提出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和药品,应受到保护。孙蔚如提出红军先打击胡宗南第一师,向陇南方面发展。红军进攻时,十七路军采取佯攻方式,实则作掩护,以解除红军后顾之忧,并向红军提供部份弹药武器。

6月5日,徐一新离开汉中时,孙蔚如赠送了红军一部分药品。徐一新回去向上级作了汇报,不久受红四方面军委派再次来到汉中。1933年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进犯,共同反蒋协议。经宋绮云和武志‘的努力,建成了一条红色交通线,红军需要的物资、药品、报刊等一批批运往苏区。红军和十七路军统战关系的建立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宋绮云在这些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西北特支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在西安的特务气焰嚣张,西安的政治形式出现危机。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决定成立“西北特别支部”。1935年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谢华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宋绮云、徐彬如、王根僧等人。谢华是1932年冬天奉中共上海局派遣来西安杨虎城部队中做兵运工作,宋绮云的组织关系也就是那时重新接上的。中共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庚指示“西北特支”不要与西安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不要发展党员。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十七路军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西安的抗日救亡工作,积极支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底,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后,中央设在瓦窑堡,派梁明德来西安与“西北特支”接上了关系。“西北特支”成立后,建立了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一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筹备之初,因尚不能公开进行,“特支”安排宋绮云先把上海的《全国抗日救国会总会宣言》由报社印了300份,寄发给甘陕两省的社会团体、各阶层知名人士及学校等。《宣言》寄出后,立即得到甘陕两省进步团体和社会的响应。不久,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宋绮云担任“西救会”的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总务工作。杨虎城对“西救会”的成立表示赞成,派杜斌丞作他的全权代表帮助“西救会”,并提供了一些经费。

“西救会”这个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公开救亡团体成立后,对推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宣传群众,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特别在后来“西安事变”中对稳定两安社会秩序作出了极大贡献。

蒋介石为了消灭西北红军,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总”,同时为了对付中共地下党和监视十七路军,又在西安设立了军统局西北区,以指挥陕、甘、宁、青4省区的特务组织,大批特务进人西安。军统西北区刚设立、就收到特务的一份关于宋绮云的报告:“……《两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的亲信……”从1935年起,宋绮云成了军统特务监视的对象。但慑于十七路军的势力,还不敢对宋绮云动手。

宋绮云在报社内设有一处秘密招待所,以接待从内地到延安、西安或延安派出的同志。但因接待人数渐多,已引起怀疑。他把这事向“特支”作了反映,建议开一个饭店,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特支”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有利于开展工作和保护来往的同志。叫宋绮云负责实施这个计划。

宋绮云把打算开一家新式餐馆的想法向杨虎城征求意见,得到了杨虎城的支持,还给了他一笔开办经费。经过多次选择、宋绮云在西安莲湖公园内租了一块地办起了“莲湖饭店”。饭店设在公园内,游人多,我党同志出人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因为饭店不同于西安原有那些传统的小饭店、客栈,而是参照上海等地大饭店的办法,所以往来的大多是西安各界上层人物和地方士绅,这对掩护我党同志进行秘密接触起了保护作用。加上主持饭店营业的是宋绮云从徐州特地请来的好友蒋自明,外人摸不着他的底细。莲湖饭店开办多年,作为“西北特支”的秘密联络点,一直没被特务察觉。

1936年5月,中央派张文彬来西安负责“西北特支”的领导工作。张文彬在长征时是毛泽东的秘书,派他来加强西安的工作是周恩来提议的。他召开了“西北特支”成员会议,并明确宣布“西北特支”由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

六、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1日晚上11点,宋绮云刚发完当天的稿准备休息,电话铃响了,杨虎城将军办公厅通知他开紧急会议,不一会,一辆吉普车把他接到了杨虎城的指挥部新城大楼。宋绮云进人会议室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已到齐,杨虎城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大举剿共,实际上也是要消灭东北军和我们,我和张副司令决定要干,把蒋介石抓起来。”不一会,张学良带着八员心腹大将赶来。张、杨在交换了各自准备的情况后,对举行事变的一些具体细节又作了一次安排,由黎天才、王菊人等六人负责起草向全国发表的通电,说明兵谏的原因、要求和主张,安排宋绮云负责写社论、发表消息、出《号外》,通过舆论争取社会及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12日上午9时,已捉到的蒋介石被送到新城大楼。宋绮云从新城大楼拿着由张、杨亲自审定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和其他有关文件急赶回报社。立即安排排版印刷《号外》,发布“兵谏”消息。

这一天,西安各报几乎没有涉及“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唯独《西北文化日报》连出了两个《号外》,第一个《号外》是:“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第二个《号外》是:“张、杨两将军对时局的8项主张”。《号外》一出,西安全城为之轰动,上午,即有人上街游行,声援张、杨。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个舆论阵地,支持和参与了“西安事变”。

“事变”后,张、杨两将军即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推举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宋绮云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13日,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张杨两将军昨日发动对蒋兵谏》,详细报道了“事变”的起因;另一篇是评论《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评价了“事变”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发表了《昨日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为题的社论。他在文章中指出:“不抗日、中国无生路,不反帝、中国无生路。南京政府处处扑灭抗日运动,屠杀爱国青年,视国人为仇,视敌人为友……‘事变’的由来,完全是蒋介石误国政策的结果。”文章矛头直指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宋绮云根据“特支”的安排,带人以“西救会”名义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陕西分社和广播电台,还接管了国民党的《西安日报》改为《解放日报》,使其和《西北文化日报》一起主导西安的舆论。同时他还派曹浩天、张益斋等分头去发动组织了“木业救国会”、“运输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等社会团体支持张、杨的行动,甚至下层的黄包车夫们都成立了“人力车夫救国会”。

12月17日,中共代表由周恩来率领来到西安。刚一住下便紧急约见了“西北特支”负责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同时要谢华、徐彬如、宋绮云去安排他和西安群众团体的见面。

12月18日,由宋绮云、徐彬如等以“西救会”名义在长安县政府召集由西安各救国会、救亡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会议由“西北特支”负责人张文彬主持。周恩来到会并作了长达数小时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12月25日上午,宋绮云在谢华家里参加了“西北特支”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秦邦宪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西北特支”在过去的时间里工作成绩是大的,对我党在西北的斗争,特别是争取十七路军的合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从今日起“西北特支”撤销,建立中共陕西省临时省委。在临时省委组成人员中,宋绮云是省委委员。

在中共代表团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按中共中央当初的设想和”解决。放蒋介石回去后,在西安各阶层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担心和认为不该放蒋的抱怨等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宋绮云在报上发表了题为《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的社论。《社论》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捉蒋是为了抗日,放蒋也是从抗日大局出发,再三介绍了中共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社论》发表后,对稳定西安民众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在“西安事变”中,宋绮云根据事件的发展,及时撰文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西北文化日报》始终主导着当时西安乃致西北地区的舆论导向,有效地支持了“事变”的和”解决。

在“西安事变”和”解决后,中共代表团即将离开西安之时,宋绮云去看望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周恩来深切地对宋绮云说:“在‘西安事变’之后,更需要做好部队的团结工作,要坚守阵地,国民党虽然有了初步转变,但是还可能有反复,你们的担子还很重啊!”宋绮云离开时,周恩来送到东楼门口。宋绮云问周恩来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周恩来说现在延安非常需要一套印刷设备,能不能想法弄一套。宋绮云答应了。事后,宋绮云和曹冷泉他们商量后,把由他们个人集资才由上海买来的、原打算用以更换《西北画报》旧设备的一套印刷机、字钉、字模及照相器材等全部装箱送去了延安。宋绮云还考虑到延安没有会使用这套设备的熟练工人,他又经过挑选,把16个政治可靠、技术好的印刷工人一并送去了延安。中央把这套设备和工人全部交给了《解放日报》社。

七、新的征程

1937年底,《西北文化日报》社被特务放火烧毁,宋绮云遵照组织的决定去延安,在“抗大”学习。1938年初,宋绮云在“抗大”的学习结束了。这时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组成了河北联合政府,省主席是国民党的鹿钟麟,八路军派出部分人员到省政府任职。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宋绮云去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

去河南省政府工作的30多人,在西安集中后分几批出发,到南阳集中。从西安到南阳要经过八路军、西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为了安全到达,宋绮云考虑到自己和这些军队都曾有过交道,军队里熟人多,麻烦会少些。他主动提出随第一批出发,为后面的同志打前站,安排好对他们的接待。还有一层想法他没说,那就是万一途中出现意外情况,可以避免后面同志的危险,他把自己作为探路石。

所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凭他多年的关系,无沦到哪支军队的防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只是每天长途跋涉,非常辛苦,特别是有些没有在部队锻炼过的同志更深感身体吃不消。但宋绮云以他幽默灰谐的个性一路上给大家讲一些笑话或遗文故事,使大家忘却了疲劳,无一人掉队。一天,他们来到晋北一处八路军驻地,他和他的警卫王迁升(时化名王潜生)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农民家住。傍晚,他在院子里看书,这时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武,身穿灰布军装的人,他抬头一看,惊喜地认出是朱德总司令。原来这里是朱总司令住的地方,他是被八路军特意安排住这里的。

朱总司令把他让进屋内坐下,关心地问他在前线还适应吗?他回答说自己本来就当过兵、打过仗,对前线环境能习惯。只是觉得到省政府工作处处掣肘,还不如到八路军里和大家一起干痛快。

朱总司令象老朋友一样和他交谈了许久,从抗日形势到两党联合,从八路军谈到十七路军,从国家的前途谈到民族的命运。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和健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6月,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攻占开封、郑州,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大堤。一时黄水滔天,3省48个县5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泽国,受灾人口达1250余万,淹死近百万人。面对如此巨大的人为灾难,国民党也感到难以向国民交待了。行政院只好出面设立赈灾机构。

共产党对灾区难民非常关心,陕西省委把灾区难民情况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报告后,林老指示要派人利用国民党派出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关系,就地招收流亡青年组成“难民服务团”,到灾区去做救灾、服务工作,同时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社会调查工作。这时宋绮云因鹿仲麟排挤共产党人,工作难以开展,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安排回到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宋绮云担任难民服务团总干事,主持难民团的工作。1939年4月,在西安招收了60多名青年流亡学生组成难民服务团,经过短期培训后,由宋绮云率领奔赴灾区。

服务团先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的鄂北光化县,后又到襄樊、随州等地,每到一处,服务团的人分头对灾民进行慰问,经过核实、调查,直接造册把救灾款发放到灾民手中。在赈灾的同时,他们对各地各阶层的情况同时作了调查,并收集各地地图等。回来后把这些有价值的资料交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正当服务团工作开展顺利的时候,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特务机构扬言服务团尽是共产党,要搜查服务团。宋绮云得到消息后,立即着手作了应变准备。他安排把服务团的一些有关文件,进步书籍等该烧的烧、该毁的毁,不能让特务有任何口实。还作了最坏的打算,如呆特务要抓人,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打死特务,然后服务团先拉到大洪打游击。

特务果然对服务团采取行动了。对服务团进行搜查。但因宋绮云事先采取了防范,特务一无所获。宋绮云去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他制止特务对服务团的迫害和捣乱。但李宗仁表示特务机构不属他管,他也制止不了。不久,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服务团。10月8日,宋绮云率队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回国后遭囚禁。十七路军被缩编为38军,孙蔚如任军长,开赴河北、山西等对日作战。后又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三十八、九十六两个军。过去在杨虎城的军队中,因为杨虎城采取和共产党合作,军队各级都有党的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在军中担任各种职务。1939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三十八军中党的组织的领导,成立了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孙蔚如早在杨虎城干靖国军时就紧随杨虎城,一直是杨虎城的副手。他一向支持和同意杨虎城联共容共的做法,所以在他主管这支队伍后,军中仍有许多共产党员任职。

为了继续做好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宋绮云到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工作。宋绮云只身去到驻中条山的第四集团军总部。孙蔚如对宋绮云的到来,非常高兴,过去十年中他和宋绮云经常接触,杨虎城率军参加北伐他留守南阳时,宋绮云对他的支持很大,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他马上任命宋绮云为第四集团军少将高参。宋绮云成了他的智囊人物。

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要在第四集团军办一个类似抗大的军校,以培养我党在军队中的骨干,但孙蔚如认为如果在军中办军校,上边恐怕不会准,也易引起注意,所以不同意。后来宋绮云说服孙蔚如不称军校,改称为干部培训班,于训班得以成立。下设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学生大队三个队,从第四集团军中挑选进步军官、士兵进行训练。

根据国民党的组织建制,干训总队必须设国民党特别党部。为了把干训总队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宋绮云以国民党员身份(当时国民党为了控制军队,规定凡在军中任职的人都必须加人国民党。有不少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党军中任职,这是党允许的,称为“跨党”)担任干训总队特别党部书记长。掌握了干训总队的党、政、人事大权。在属国民党的第四集团军队中办起了我党的“军校”。后来孔从洲、赵寿山加人中国共产党,1949年孙蔚如上海反正,三十八军起义等,和宋绮云这期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杨虎城被囚禁后,他的部下时刻都在想法营救他。陕西省委和三十八军工委也希望杨虎城能回到军中率军抗日。经和孙蔚如商量,向蒋介石发电报称杨母80大寿,希望能让杨虎城回来一尽人子之孝,届期即返。孙蔚如让宋绮云办这件事。宋绮云起草电文时被特务看见,向重庆打了报告。蒋介石对孙蔚如的电报请求不作答复,反而回电说:“你被共产党包围了,宋绮云、姚警尘均系共产党,命速捕送洛阳军法处审理……”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被姚警尘看到,即向工委作了汇报。工委认为宋绮云已经暴露,不宜留在军中,让他及时转移。

孙蔚如虽然对宋绮云是不是共产党不清楚,但他仍按杨虎城过去的作法,送了宋绮云500元法币作路费,派了一个班的士兵护送他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他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家有要事、望速归”。

八、不幸被捕

宋绮云的家安置在西安南郊长安县蒲阳村。宋绮云常年在外,妻子徐林侠带着5个孩子在家生活,当时长女振苏12岁,小儿子森森(宋振中)才满周岁。为了家人的安全,宋绮云把跟了自己多年的警卫王迁升留在家中照顾妻儿。

1941年9月17日他回到家中时,徐林侠出去了,王迁升和孩子们也不在,一个由徐林侠请来临时看家的邻居大嫂在堂屋里做针线。大嫂看见宋绮云进来,高兴地说宋先生你怎么有空回来了?”宋绮云凭作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敏感,觉得有些不对。马上问“怎么,不是家里给我发电报说有事吗?”邻居大嫂说:“没听丽芳讲啊!”宋绮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正在宋绮云准备离开的时候,三个特务闯了进来。宋绮云知道已难以脱身,为了争取时间和徐林侠见一面,请他们坐下,请他们抽烟。但为首的说不要耽搁了,有位姓潘的先生在乡公所等你有急事。”宋绮云说等我换双鞋。三个特务不由分说拥着宋绮云就走。刚出门,正好徐林侠回来了。此时已难以交谈,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宋绮云被押走了,徐林侠忙吩咐王迁升决去打探清楚关在什么地方。

王迁升找到乡公所,只知道送进城去了。王迁升又赶到城里,第二天又托人查找,均未打听到下落。徐林侠又通过陈子坚打电话给胡宗南要求查找第四集团军少将高参宋绮云下落,但仍无结果。而此时宋绮云正关在小雁塔胡宗南司令部里。

宋绮云是被军统逮捕的。敌人了解他的地位,认为极有利用价值,于是对他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审讯,要他承认是中共党员,在为共产党工作。但宋绮云一口咬定自己是军人,是第四集团军少将高参,这次回家探亲犯什么法?坚决否认和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绝不是共产党员。敌人拿他无法,报重庆军统局将宋绮云夫妇处死。西安特务机关哪知道他们根本无权了结“宋案”。重庆回电:“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12月,宋绮云被秘密押往重庆。

在重庆,宋绮云被关在白公馆。他哪里知道,不久徐林侠抱着小儿子森森也被送来关在这里。夫妻隔堵墙却互不知音信。直到1943年在押送息烽途中停车时才见到对方的面。尽管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审讯宋绮云,但无论怎样宋绮云都不承认是共产党。一天,一个自称是黄埔同学的高级特务来见宋绮云。特务对宋绮云说:“我们都是黄埔6期的,和尚不亲帽儿亲。应该关心同学,回到蒋校长身边。蒋校长对失足的学生是十分关心的,只要幡然悔过,仍会重用。”宋绮云打断对方的话:“失足,我失什么足?一不贪污发国难财,二不嫖娼狎妓,三不投敌当汉奸。失什么足?”见话不投机,特务又说:“阁下追随张、杨投靠共产党,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我是关心你才来劝你。”宋绮云沉着脸说:“你们用‘红帽子’对付张、杨,能服众吗?现在又用‘红帽子’来压我,我会怕吗?”话谈僵了,特务灰溜溜地走了。

宋绮云在自公馆被关了一年多后,1943年3月被押送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去贵州途中快到息烽时,车子遭到日本飞机空袭,特务叫车上犯人们下车隐蔽。宋绮云突然看见从另一辆车上下来的抱着孩子的徐林侠,他才知妻子也落人虎口了。但有特务拦着,夫妻竞没能说上一句话。但都知道对方还活着,心里也有了一丝欣慰。

九、铁窗岁月

到了息烽集中营,徐林侠母子被关进“义斋(女监)。宋绮云被送进“忠斋”。宋绮云关进息烽集中营时,“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已成立一年多,周养浩的“狱政革新”也已搞了一年多,所以狱中管理环境相对要宽松一些了。再加上虽然军统一直认为他是共产党,但他一直没承认。军统也无可靠证据,最后是“与杨虎城并案处理”。也就是说他的“案情”主要是“西安事变”时主编《西北文化日报》反蒋的“罪行”。

“狱中支部”和“忠斋”的“修养人”因为宋绮云“西安事变”时名声大振,所以几乎都知道他,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却没人了解。在罗世文他们眼中,不管宋绮云是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坚决反蒋,和中共有密切来往,思想进步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一来,罗世文们就把他作为同志对待了。罗世文亲切地关照他,在这特殊的环境,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让敌人抓住任何把柄,随时注意提高警惕,以“灰色”面目出现。“支委”韩子栋也告诫他:“特务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非常狡猾。我们必须善于伪装自己。我们一天24小时在牢里,这里面有特务掺沙子,真假“犯人”混在一起,要‘伪装’确实很难。”好在宋绮云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对如何应付敌人有经验,所以他回答说:“我能做到。”

“支部”在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问暗中考察并确切知道他的党员身份后,正式吸收他进人了“秘密支部”,从此他又和党接上了关系,和同志们一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特殊方式在特殊环境里继续对敌斗争。

不久,周养浩因为宋绮云被定的“杨案”而非“共案”,而且知道他在西安办了近十年报纸,所以把他安排到《复活月刊》、《养正周报》编辑室。编辑室原有人员中周科征、韩子栋等也是未暴露的中共党员,所以他感到自己虽然身处逆境,却仍在党的身边,更有信心了。

罗世文们得知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和小儿子森森被关在“义斋”,便通过关系向周养浩交涉,为他争取到了每周可以去“义斋”和妻子见一次面的“特许”。他非常感激党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他每次到“义斋”“探亲”,徐林侠同室的难友们便主动到院子里去,让他夫妻详谈。因为当时狱中已争取到了白天不关牢门,“犯人”可以在院中自由活动或干自己的活(“义斋”的“女犯”都被编在缝纫组,手工缝制衬衣或做布鞋"。通过交谈,他了解到了徐林侠被捕经过,同时知道因在西安十年中徐林侠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所以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他更放心了。

使他最为担心的是罗世文同志的病。罗世文身患“瘰疠”,俗称老鼠疮,即淋巴结核。颈下冒一肿块,红肿溃烂,已漫延到腋下,疼痛难忍,并时常发烧。虽然狱中医疗室也拿一些药来吃,但总不见效。如果发展下去是会危及生命的,宋绮云和同志们都很着急。

宋绮云在邳县工作时,有一个党内同志叫郭子化(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是学中医的,常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在郭子化影响下宋绮云也喜欢上了中医,读了不少中医书籍,还曾经因为鲁迅先生撰文指责中医而写信向鲁迅先生提出不同看法。鲁迅先生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捎来两只火腿送他。在西安流行瘟疫那年,他还用偏方治过一些难民。有一次宋绮云在雪地里把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救回家中救治,救活了老人。这个老人是一个外地流落来的江湖郎中。不巧徐林侠忽然发高烧,颈上起了包块,宋绮云虽说对中医有所研究,但毕竟不是专业医生,徐林侠是什么病他不知道,在他家养病的老人看了看说:“不碍事,这乃老鼠疮,我有祖传秘方可治。”老人开了方子,宋绮云叫王迁升去抓回药,按老人的指点熬制膏药给徐林侠贴上,果然几天就好了。

罗世文的病和当年徐林侠患的一样,可是老人开的药方他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十分着急。他利用“探亲”的机会向徐林侠讲了这件事。徐林侠说我记得那个方子。宋绮云奇怪地问你怎么记得?徐林侠笑了笑说:“你不记得我害这个病那年,老中医后来死在我家,临死时送给你那张发黄了的祖传秘方。你忙,看也没看。我因为感到秘方的神奇,特别是治好我的病的那方子我认真看了,至今还记得”。宋绮云高兴地说了一句“世文有救了!”叫徐林侠写下来交给了他。

药方有了,但没钱买药,狱中因罗世文的地位每月发给罗世文200多元补助金,但罗世文拒绝领用。最后“忠斋”的难友一个凑一点,还是不够,韩子栋把他的一件半旧毛衣卖给了一个在集中营当看守的山东老乡,才算把药钱凑够。狱中医疗室只有西药,没有中药,何况方子中铜绿等又是剧毒药,是禁止的,所以药只能在外边去买。宋绮云通过他曾经为其“看手相指点迷津”的看守,把药买齐了,但如何熬制成膏药又成了问题。因为罗世文是共产党大人物,如果治死了,监狱当局难以向上面交待,所以不同意让他给罗世文治。熬膏药要用火,又难以秘密进行。这下可把大家都难住了。

正在大家都为难之时,看守来告诉宋绮云说你的孩子病了,周主任同意让你去看一下。宋绮云忙到“义斋”,见森森背上长了个疖子。这东西只要有消炎药就可治好,只因为孩子小,疼起来直哭。宋绮云忽然想起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去治罗世文的病。他把打算给徐林侠说了,开始徐林侠有些心疼孩子,但为了救罗世文,徐林侠含泪答应了。宋绮云硬着心肠把森森背上的疖子挤破,又浇上一些生水。孩子疼得大哭。俗话说:“疖子破了头,疼死一头牛”,意思是健壮如牛的人也经受不起这种疼痛。

第二天,森森背上的疖子感染发肿了,开始发烧。徐林侠要求看守快让宋绮云来看一下。得到同意后宋绮云来了,看了孩子病后说这病西药治不了,只有我自己熬的膏药才能治。经交涉特务们同意他自己熬膏药给孩子治病。宋绮云赶紧把膏药熬制好,给罗世文贴上,把医疗室给罗世文的消炎药给森森外擦内服,不久,两人的病都渐渐好了。

宋绮云生性幽默,谈吐灰谐。他不但喜欢研究中药,还看过《易经》等书籍,在师范读书时又学过心理学。闲着无聊时他常给难友们看手相,用铜钱占卜取乐,由于他能用心理学去揣摸对方心理,又能说一些别人似懂非懂的“易卜”术语,所以对方的事常常被他言中。后来一些特务看守也找他看手相、占吉凶祸福,他也来者不拒,反正是取乐而已。特务们的心理更好摸,因为他们虽然是看守“犯人”的,“犯人”没有自由,他们有纪律约束同样没有自由,有个特务曾说,你们坐牢,我们也跟着坐牢,只不过一个月有几个薪水而已。特务们都来自全国各地,所以思乡、想念亲人等是他们的通病,宋绮云给他们看相时掌握了这些心理,所以每言必中。久而久之,宋绮云在狱中竟得了一个“宋半仙”的绰号,事情总是越谈越玄,在特务中传开宋绮云是个有大学问的人,深读过《易经》、《烧饼歌》(传说是刘伯温写的)等,不但会看相算命,还会测你的过去未来。有时他有义故弄玄虚,有特务来请他看相时他推说今天日子犯忌,或天气不好,犯冲,不给看,弄得特务们既信他又怕他,所以都对他好,常给他一些方便。宋绮云也在捉弄特务取乐时,趁机规劝特务们要积德行善,不要作恶以免遭报应。他这一招使一些特务比过去收敛了一些,对狱中“犯人”不那么凶狠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儿子森森已经渐渐长大,可以在集中营范围内到处跑了。森森非常聪明,痩弱的身子上一个大脑袋,难友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小萝卜头”。“小萝卜头”5岁多时,宋绮云认为该教他读书识字了。但他自己白天在编辑室“上班”,晚上儿子又和母亲住在一起,没有时间。他就从图书室借来书,托罗世文教儿子认字。罗世文成了“小萝卜头的”启蒙老师。现在息烽集中营档案里还一张借书卡,上面记录着森森借阅《平民千字课》、《家常科学谈》两本书。

1945年8月,毛泽东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释放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等政治犯的要求。报上发表了这条消息,宋绮云们也看到了。集中营当局也认为他们有可能释放,所以对他们的管理更松一些了。宋绮云关在集中营内一直惦念着杨虎城将军,这些年来杨虎城一家到底怎么样?他知道杨虎城一家就在离此不远的玄天洞,但一直得不到见面。现在有机会了,他和阎继明、张醒民联名向集中营当局提出要求去玄天洞和杨虎城关在一起。不久,重庆军统局批文回来了,同意阎、张转押玄天洞,但对宋绮云却只字未提。不久,阎、张被送到玄天洞去了,他只好仍留在息烽集中营等特时机。

戴笠魂断戴山,军统改为保密局后,宣布撤销息烽集中营。在杀一批、放一些后,1946年7月22日,剩余的72名“要犯”被送去重庆,分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在这里,他们完全失去了自由,整日关在黑牢中。

和宋绮云关在一起的有秘密准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梅含章、王凤起等6名少壮军官。宋绮云在了解到他们思想后,对他们耐心地教导,分析时局,指出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反动,向他们宣传马克斯主义思想,使这几个人思想进步很快。后来几人出狱后,王凤起和夫人富平加人我党,成为地下工作者,在沈阳策动了国民党新一军五十三师和第二守备总队起义。梅含章在解放军发动横渡长江战役时,在江阴要塞发动起义,配合解放军渡江。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江阴要塞起义,与其说是我起了一些作用,勿宁说是绮云同志至死不已,为党作的贡献。”“我后来转变立场,走上革命道路,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一些贡献,完全是宋绮云烈士对我的启发、教育的结果。他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49年2月18日,宋绮云一家又被转移到贵阳黔灵山麒麟硐关押,他才知道杨虎城一家在17天前已被送到这里,他这才见到了离别12年之久,时常牵挂在心的老上级、老朋友。二人相见,竞不知从何谈起。两双大手紧紧握着长时间不忍分开。


十、为党献身

1949年9月6日,一个黑色的日子。周养浩来贵阳说接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去重庆释放。宋绮云一家带着杨虎城的小女儿拯贵坐在最后一辆卡车上。次日凌晨1点左右,车到达重庆戴公祠,特务们叫他一家下车,朝警卫室走去,宋绮云刚进门即被特务用刀剌死,紧接着徐林侠、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也被特务残酷杀害。宋绮云烈士牺牲时年仅45岁,他在狱中曾写过一首诗: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

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宋綺云、徐林侠合葬墓

他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特务们把他们遗体就埋在室内,并在上面打上三合土。重庆解放后,军管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通过抓获的特务交待,找到了宋绮云一家遗骨。和杨虎城一家灵柩一起送回西安,公祭后安葬在西安南郊韦曲镇少陵原下陵园内。夫妻合葬,儿子宋振中葬在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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