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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葆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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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进步

谢葆贞,原名宝珍,又名葆真,是杨虎城将军夫人和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伴侣。谢葆贞1911年5月11日出生在西安。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后来去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因当时像她这种有文化的人不多,所以店主又让管理帐目。母亲鲁氏,是西安农村的大户人家的女儿,生养了谢葆贞兄弟姐妹5个谢葆贞排行老三,她头上有1个哥哥和1个姐姐,脚下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谢葆贞出国前摄於上海万国饭店


后来因社会动荡,生计艰难,仅靠父亲微薄的收人实在难以维持全家生活,哥哥谢庭荣被迫过继给了三叔谢赢初。1925年,谢葆贞14岁时,父亲在贫病交加中不幸辞世。这对于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体弱的母亲拖着4个儿女,实在难以维护生计,曾有一时期不得不带着儿女到长安县曲江池投靠亲戚。父亲在时,尽管贫困渡日,但他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强行挣扎着把儿女送去读书,谢葆贞因此得以在西安女子模范学校念书。父亲去世,母亲独木难支,谢葆贞被迫綴学了。自幼聪明好学的谢葆贞并不因此放弃学业,她在帮着母亲支撑家庭的同时,仍坚持自学。

谢葆贞在西安女子模范学校读书时,不但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居前,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1924年1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中共方面有毛泽东、林伯渠、李大钊、瞿秋白等10多人参加,有3人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7人被选为后补委员,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思想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政府组成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国各地掀起了革命高潮。西安和全国一样,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持北伐革命战争。谢葆贞在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影响下,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她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到处演讲、游行、喊口号宣传革命,号召群众支持革命,打倒军阀。在这些社会革命活动中,谢葆贞的思想和对真理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1926年,军阀吴佩孚的爪牙刘镇华以10万之众人陕,妄图消灭陕西革命势力,并以7万兵力围困西安,企图压迫城内国民军李虎臣(云龙)部开城投降,李虎臣的国民军守城部队不过4千多人,在此紧要关头,杨虎城毅然冒着深人孤城的兵家大忌,率自己的部队5千多人进人西安,协助守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虎守西安”。在西安被困的8个月中,城内缺粮缺水,不但守军困难,城内群众更是生活在极度艰难之中。但在西安城内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西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妇女协会等革命进步组织十分活跃,在他们的发动、宣传、组织下,西安城内秩序井然,人们纷纷尽其所有支持守城的国民军。这时已随母亲从曲江池回到西安的谢葆贞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奋不顾身地投身到革命宣传活动中去,她和同学方鉴照、彭淑贞等组织了歌咏队、演出队,和大家一起去慰问守城将士,发动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守军。她在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不断成长。由于她的积极和努力,能吃苦耐劳,思想进步,这年,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8个多月的苦难过去了,刘镇华兵败退走,西安解围。在西安守城战斗中,杨虎城部队的英勇作战和与民共患难的精神深得谢葆贞和西安民众的爱戴,她对英勇顽强的杨虎城更是十分敬仰。

1927年2月,中共陕西地下党人魏野畴等人用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谢葆贞经“妇女协会”推荐进人“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在妇女运动班,她系统地学习了革命队伍理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她决心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进一步寻求真理,为中国革命而斗争,做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不久,机会来了。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人驻陕西,杨虎城的部队编为国民军第十路军,杨虎城任第十路军总司令。1927年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准备出师东征,策应广东北伐军,在西安招收女兵随军东进,谢葆贞毅然在学校报名参加,这年,她才16岁。

谢葆贞报名从军的事被家里知道了,母亲对小小年纪的女儿去当兵,开始不同意,那个年代就是男人去当兵家里都很难同意,何况一个初识世事的女孩子。谢葆贞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再三劝说和央求母亲。母亲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人,她不想让女儿去是出于疼爱和舍不得。但她知道女儿要作的事和选择是不会错的,加上她见女儿决心已定,要留也难以留住,只好答应了。母亲向学校表明同意女儿去当兵后,谢葆贞被部队录取了。她高兴地抱着母亲,感谢母亲对她的支持和理解。她剪掉了自己一直心爱的长头发,作好了随军出征的准备。

女儿要走了,母亲把一只碗和一双筷子交给带领这批女兵的原女子模范学校校长秦德军,对秦德军说女儿就交给你了……

从此,谢葆贞从一个特快追求进步的青年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中女战士,开始了她的新的人生。

二 投身革命

谢葆贞参军后,被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前线工作团。开始时因她在女兵中年龄最小,部队怕她到前线吃不下苦,但她坚决要求参加前线工作团,为此她曾多次找到政治部的领导,义哭又闹,非参加不可,政治部领导见她年龄虽小,决心却大,最后同意了她的要求。

前线工作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宣侠父是浙江诸暨人,1923年在杭州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组织上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时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处处长兼前线工作团团长。

1927年5月国民军第二集团军东征进人河南后,即与直鲁联军交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谢葆贞随着部队一路行军。工作团的女兵们不但要到前线慰问演出、唱歌、演讲鼓励士气,有时还充当护士看护伤员。谢葆贞在工作团虽然年龄最小,但她却能吃苦,工作很能干,同时又十分勇敢,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她从不畏惧,在这战斗的环境里,她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工作团的工作任务,还学会了骑马打枪,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由于她的突出表现,受到部队官兵的好评和称赞。在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这年,她在宣侠父领导的工作团里的中共秘密组织的帮助下,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第二集团军东征遇挫,杨虎城的部队此时已改称国民军第十军,驻河南省的马牧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举世惊骇的“4.12”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冯玉祥也配合蒋介石,清除军中中共党员。杨虎城在20年代驻榆林时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对共产党深有好感,一直和共产党人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他坚决拒绝了冯玉祥的“清党”命令,不但把他的部队中的共产党人保护起来,还接纳了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立足的共产党人。这时,杨虎城多年的老友共产党人魏野畴处境危险,杨虎城立即邀请他来军中,一则可以使他脱离危险,二则可以帮助自己。1927年10月,魏野畴应邀来到杨虎城军中,担任第十军政治处处长。继后,南汉宸、蒋听松等一些杨虎城的共产党老朋友也纷纷来到军中,杨虎城均委以重任。

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人员的到来,在帮助杨虎城坚定革命信念和协助治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整顿了党在第十军中的基层组织,建立了第十军中党的军事委员会,不久又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任第十军政治处处长的魏野畴在得到杨虎城同意后,从第二集团军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到第十军政治处工作,谢葆贞和陆子素、王素文3个女战士和其他几个青年被选人第十军政治处。谢葆贞先被安排在政治处宣传科。由于她工作扎实能干,又天性活泼,得到大家爱戴,后调任政治处宣传队队长。

不久,谢葆贞率宣传队随军移驻太和修整,途经双浮集,谢葆贞带的宣传队和当地群众组织举办了一场联欢演出,宣传队的节目深受群众喜爱。部队到太和县城不久,双浮集的群众义委派一个叫张春光的青年来政治处联系,要求宣传队再次去双浮集演出。魏野畴在征得谢葆贞同意后,由军部派马车把宣传队送到双浮集,再次为群众演出,加深了部队与当地百姓的感情。后来,张春光在谢葆贞影响下,提出人党要求,经谢葆贞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中共皖北特委为了扩大革命影响,除在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民运工作队、宣传队等组织去宣传发动群众外,还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太和农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谢葆贞被派到太和县开展妇女工作。

1927年11月,太和县在皖北特委和太和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太和县妇女联合会,谢葆贞被推选为主任。

妇女联合会成立后,谢葆贞曾两次在妇女联合会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妇女放足剪发,破除封建陈规陋习,反虐待、反纳妾、反包办婚姻。妇女联合会还设立了一所贫民女校,吸收青年妇女进校识字、学文化,以拓宽视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号召妇女自己解放自己。她还邀请太和县委书记蒋听松等到贫民女校讲课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妇女解放。同时培训了一批妇女工作骨干,使整个太和县的妇女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谢葆贞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半年多的时问里,在太和主持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带领广大妇女冲破几千年封建枷锁,走出家门,走上社会;让妇女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她自己在太和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住在太和的杨虎城被工作出色,聪明能干又年轻漂亮,年仅16岁的这个女孩子吸引住了,通过多次接触,杨虎城对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而谢葆贞在西安围城时对于年轻有为,英勇果断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军也十分敬仰和钦佩,经参议员匡厚生牵线搭挢,两人有了更多接触与交谈的机会,感情日益加深。但从二人身份上讲,仍存在有待填0的沟渠,杨虎城虽说长期与共产党人友好相处,但他加人共产党的要求没有得到河南省委同意,仍然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谢葆贞是中共党员,如果和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将军结婚,中共会同意、能批准吗?何况当时离“4.12”事变不久,正是国民党向共产党大开杀戒的时期,这可能吗?杨虎城为此事发愁,他多次找到魏野畴、南汉宸讲自己的对谢葆贞的爱慕之情和自己的担心顾虑,问魏野畴、南汉宸该怎么办。南汉宸和魏野畴召集皖北特委研究,认为杨虎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坚持革命真理,和共产党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不但拒绝冯玉祥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的命令,而且还把共产党员保护起来,是一个信得过、靠得住的朋友。如果他和共产党员谢葆贞结婚,将有利于坚定杨虎城的革命信念和更加有利于党的工作开展。特委研究决定后报经河南省委批准,同意谢葆贞和杨虎城结婚。

1928年春节前夕,他们在军部所在地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在战争时期的军旅之中,不可能搞大的排场和繁杂的礼仪,婚礼非常简单。妇女联合会的张秀珍送给谢葆贞一副枕套,上面绣着南汉宸书写的“与子偕老,伴我同年”八个字。去喝喜酒的都是第十军的高级将领和军部幕僚。魏野畴、南汉宸等中共要人自然也在其中。婚礼上有人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杨虎城坦率地回答说:“因为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可以直接帮助我。”婚礼上,杨虎城向谢葆贞表示他会一辈子爱她,和她白头偕老。谢葆贞说:“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了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大家共同干杯!”

他们都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在后来的二十年中,他们始终坚定革命信念,风雨同舟,相依相伴,直到走完他们艰苦的人生旅程,共眠在西北的黄土之中。

谢葆贞和杨虎城结婚后,并没有心安理得去当“官太太”,享清福。她仍是一名战士,坚持在太和县妇女联合会和第十军政治处宣传队的工作岗位上。杨虎城也对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就在她们结婚的第二天,太和县沙河西岸有一个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投河自尽,幸发现及时被人救起,当地两名妇女来向妇女联合会报告,她们来到谢葆贞住处时,听说谢主任昨日新婚,感到不好打搅,打算另找妇联别的同志,正准备离去时,谢葆贞出来了。把她们请进家里,问明事情原委后,立即带了几个女学生赶到沙河西岸,严历批评了童养媳的公婆,并责令他们立下今后不再虐待童养媳的保证书。这事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许多过去凶狠的公婆不敢虐待媳妇了,一些受委屈、受迫害的妇女把妇联当作“娘家”,有事就来找妇联作主。谢葆贞的工作更忙了,但她总是任劳任怨,毫无一点将军夫人的架子。深得太和县妇女的爱戴。

三  巾帼本色

1927年冬,皖北特委准备举行武装暴动,魏野畴等多次与杨虎城磋商。杨虎城分析了当时皖北的处境和四周的反动武装力量太强,如贸然暴动,成功可能性极小,如果暴动失败,革命力量的损失将是十分惨重的。但皖北特委在当时盲动思想支配下,坚持要举行暴动。杨虎城非常为难,同意吧,他不愿意看到将来革命力量遭惨重的损失,不同意吧,义可能和魏野畴等共产党人长期的友好合作出现裂痕,1928年4月南京反共大同盟的韩振声又来催促杨虎城“清党”,无奈之下,杨虎城作出暂时离开军队,不影响魏野畴们暴动计划的选择。他决定带着谢葆贞去日本休养。

谢葆贞和杨虎城在日本

谢葆贞不得不离开她工作的太和县妇女联合会,随杨虎城外出。好在经她培养的一批妇女工作骨干完全能独立挑起太和的妇女工作。出国前她们在南京逗留期间,得到皖北特委领导的“4.19”皖北刘集暴动失败,魏野畴在暴动中不幸牺牲的消息,谢葆贞在太和时培养的革命骨干周庭芝、张淑贞、刘桂、李华亭、陈淑贞等都参加了暴动,有的在暴动中为革命捐躯了。谢葆贞为死难的战友悲伤,杨虎城也为自己当初预料到但不愿看到的结果,特别是失去魏野畴这位老友而忧伤。这段时间,他们夫妻的情绪都很低沉。唯一稍令人心慰的是老友南汉宸暴动失败后,在孙蔚如的保护下得以安全离境。

1928年4月底,谢葆贞随杨虎城从上海启程东渡日本。在日本,她经常和留日进步学生会谈,还常和女友共产党员杨玉珊等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并向在日本的沈雁冰(茅盾)、秦德军等请教,她利用这难得的时间加紧文化的深造,学到许多国内学不到的东西,进一步开拓了视野。

1928年11月16日,谢葆贞随杨虎城回到上海,随即回到已转移到山东临沂的军中。

回到部队后,谢葆贞协助部队做随军家属工作。战争时期,部队随时移动,如果随军家属的安置、转移、住地安排等工作不到位,将会加重将士作战时心理负担,成为部队的累赘而影响战斗力,是一桩十分重要而又繁杂的工作。谢葆贞主动挑起了这付担子,为部队分忧。为了解决随军子女人学问题,她还在军中创办了学校,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1930年4月,第十军改为第十七路军,杨虎城率部回陕西。这年,谢葆贞的儿子杨拯中出生了。因部队行军迅速,家属不能同行,谢葆贞1930年10月底才带着幼小的儿子回到西安。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除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外,还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主政西安,谢葆贞成了显赫一时的陕西省主席夫人,开始了她新的政治生涯。

这时的谢葆贞处在一种十分复杂而又必须去面对的政治环境中,一方面她作为陕西省主席夫人,必然要应对一些官场中必不可少的应酬、接待,各种势力想通过她去产生对杨虎城的影响,也有新朋故旧想从她这里走后门托她在杨虎城面前弄个一官半职,各种人情关系繁杂;而另一方面,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节操,随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特别重要的是要随时警惕各种反动腐朽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对杨虎城的侵蚀拉拢。在这种复杂的漩涡中,不但她自己要保持头脑清醒,还必须时时让杨虎城也坚定革命信念。这些对于一个年仅20来岁的女性来说,是够难的了。但她始终坚持以坚韧不拨的精神,努力去做好十七路军联合共产党,坚持抗日主张的工作。在极度繁忙之中,她仍不忘培训革命力量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她在西安北大街创办了一所培训学校,吸收进步青年进校学习,聘请了亢心栽、武伯伦等进步人士到学校上课,在上文化课的同时,为青年们讲解革命道理,探讨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等。她自己也常到学校听讲。她还经常到西安通济坊去学习俄语,请了专门教师教她英语。谢葆贞这期间进步很快,文化素养有很大提高。她学这些,绝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她在这特殊政治环境中要和一些高层人物接触而必须具有的。

1933年,蒋介石为削弱杨虎城的势力,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职务,只保留军职,委派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在当时全国政令并不完全实质上的统一,各地军政势力相对独立的形势下,蒋介石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如果军、政发生矛盾,对削弱一方势力是必然的,把军、政分开,那么地方财权、兵源等势必握在政府手中,军队就难以主动发展,而且军队有些行动还得听从于政府。杨虎城清楚这些,谢葆贞也深知如果处理不好军、政关系,说白了即杨虎城和邵力子的关系,那么今后就可能出现陕西混乱,杨虎城在军事上也将被束缚手脚,这对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抗日的事业无疑是有影响的。为了避免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粉碎蒋介石的阴谋,除杨虎城和邵力子友好交往外,谢葆贞也从中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的工作。她主动热情地关心接触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经常请傅学文来家里做客,请他吃西安风味小吃,和他谈论国事,家事。傅学文也是一位知识女性,而且思想开明进步,他和谢葆贞交往中深为这位谈吐高雅,深明大意。知识广泛的杨夫人所打动,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无疑对陕西的军、政团结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东北军人陕后,如果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发生矛盾冲突,陕西必将大乱;如果张、杨联手按蒋介石旨意去剿红军,则有可能出现三败俱伤的不幸局面,正中了蒋介石“一石三鸟”的诡计。所以既要和东北军友好相处,又要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样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这对当时陕西局势是十分重要的。杨虎城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得到了谢葆贞极大的帮助。她一方面在和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及对张学良极为重要,能对张学良产生极大影响的女友赵一狄"赵四小姐)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的同时,积极地去关心从东北流亡西北的东北子弟,千方百计帮助张夫人安排好这些东北子弟的生活、出路,使他们没有流落异乡、寄人篱下之感。

邵力子夫人向来热衷于妇幼保健事业,在谢葆贞帮助下在西安办起了一座助产学校,培养新型助产士,推广科学生育。谢葆贞又四方奔走筹资,在东北军中办起一所东望小学,解决了东北军将士子女人学问题。她的这些努力和作为,使傅学文、于凤至、赵一荻她们非常感动,友情日深。一时间谢葆贞、傅学文、于凤至、赵一荻成为西安乃至整个陕西为人们所称道的“女中四杰”。谢葆贞的这些所作所为,对帮助杨虎城团结东北军,稳定西北军政局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她成为了杨虎城有力的助手。

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抗日潮流风起云涌。谢葆贞并不因为自己身份显赫而有所顾忌,而是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去组织领导陕西妇女救国群众团体,1936年西安成立了“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谢葆贞被推选为会长,在她的主持和领导下,妇委会经常召开各种妇女界的座谈会,举办妇女培训班培养妇女工作骨干,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谢葆贞在广泛开展妇女救亡运动的同时,为了稳定军心,让军队在前方打仗时将士们无后顾之忧,谢葆贞还十分注重做好十七路军将士家属的工作,她经常召集家属们开会谈心,了解她们及子女有什么困难,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向她们讲抗日救亡的形势,号召她们和东北军家属团结起来,共同支持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努力杀敌,为民族生存而战。1936年11月,绥远军民在红格尔图大败日军,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和斗志。中共西北特委领导下的西安抗日救国团体、群众组织和爱国人士发起了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的活动,谢葆贞立即组织了十七路军家属募捐分团,上街宣传抗日,开展募捐,短短两天内就募集到捐款达7739元,全部汇到绥远去为前方抗日将士购买御寒皮衣。

四  风雨同舟

蒋介石欲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而达到在战争中既消灭红军又消灭张、杨两军的阴谋,因张、杨两将军暗中与中共合作,坚持抗战而未能得逞。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飞西安,监督张、杨两军“剿共”,同时布置了强大兵力,妄图一举消灭陕北红军。张、杨两将军多次苦劝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一意孤行,坚决拒绝了张、杨的劝说。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张、杨两将军被迫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称“双12”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谢葆贞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支持杨虎城的爱国行动和和平解决“事变”,逼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事变”发生后两天,12月14日,谢葆贞在西安东望小学召开了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家属及知识界名人参加的“西安各界妇女后援会”筹备会议。谢葆贞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张、杨的行动和主张,坚决做东北军和十七路的后盾。会议决定由谢葆贞主持筹备工作,同时决定成立宣传、救护等组织,12月17日,西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杨主任夫人等发起推动妇女救国工作》的消息,在西安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2月16日,“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正式成立。谢葆贞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筹备经过及后援会成立的意义和宗旨的讲话。会后,后援会在谢葆贞领导下立即开展了组织宣传队、慰问团到民众中、到军队中去宣传“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慰问被释放的女政治犯等行动,对在“西安事变”期问西安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12月下旬,西安人力车夫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西安人力车夫救国会”成立大会。在旧社会人力车夫是最受人瞧不起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但谢葆贞一点也不歧视他们,反而同情他们。她亲自出席了“人力车夫救国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人力车夫们的爱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爱国行为,还向他们讲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意义和张、杨的主张,同时对他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表示支持,主张不分贵贱,人人平等。谢葆贞充满激情的讲话使到会的3000多人力车夫们情绪高涨,会后还高呼抗日救国、支持张、杨的口号上街游行。

当时西安是全国各地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的必经要道。在西安事变前夕,有一批进步青年来到西安,准备去延安,但因“西安事变”前的军事移动而暂时无法去延安。又有一批从北平来的200多投奔延安的青年在途中听说“西安事变”爆发,一些返回北平,—些被冯钦哉部扣押,这些被冯部扣押的青年设法逃出来后到了西安,最后由谢葆贞设法把他们全部送去了延安。

“西安事变”在以周恩来的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和7解决。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扣押了张学良后,又逼杨虎城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令其“出国考察”。

谢葆贞把幼小的4个女儿拯美、拯英、拯汉、拯陆托付给母亲,于1937年6月29日带着儿子拯中随杨虎城出国考察。她随杨虎城经日本先后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比利时等国,回来时又途经越南、新加坡。历时5个多月。每到一处,杨虎城都要对当地华人华侨发表宣传抗日救亡的讲话,号召各国华人华侨行动起来,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这期间,她除了照顾好杨虎城的生活外,还积极陪同杨虎城出席各地华人华侨为杨虎城的到来而举办的欢迎会和集会。她的高贵气质和大家闺范风度深受华人华侨的赞许。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杨虎城多次电告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均遭拒绝。曾打算以访苏为名,从苏联借道回到西北,仍率军联合共产党抗日,但苏联拒绝签证,只好选择海路回国。虽然谢葆贞也意识到杨虎城抗命回国可能会有危险,但她考虑抗日救国大业,还是支持了杨虎城回国的打算。1937年9月29日,从法国马赛乘法轮“哲利波”号回国,11月26日抵达香港。在香港受到十七路军部下王菊人、王根僧、王推之及香港各界人士隆重欢迎。11月30日上午,杨虎城在部下王根僧陪同下飞南昌去见蒋介石。谢葆贞于12月2日在王菊人等陪同下携儿子拯中返回西安。

谢葆贞回到西安后,先去看了母亲和留在西安几月不见的4个女儿后,又拜访了一些老友。这时她一心一意等杨虎城快点回来,重振军威,率部抗日。但是,她的殷切期望落空了,从南昌传来消息,杨虎城先飞到长沙,在戴笠陪同下去南昌见蒋介石,但这一切只是个骗局和陷阱,蒋介石根本不在南昌。在南昌等他的是特务中校李家杰带领的30多名便衣特务。杨虎城一到南昌即被扣押,失去了自由。

消息传来,十七路军上下极其悲愤,谢葆贞更是如遭晴天霹雷。她知道,杨虎城一时间是难脱虎口了。她不能让他一人在南昌受苦,她必须回到杨虎城身边去。身边人和亲友劝她不要去,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杨虎城一个大男人能顶得住,可你一个女人恐怕就难以承受那种苦难了。可是谢葆贞决心已下,她说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和杨虎城一块跳,死也要死在一起。她义无反顾地把4个小女儿托付给母亲,作好了去南昌的准备。

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听说谢葆贞要去陪杨虎城,十分敬佩。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和待卫张醒民表示要护送谢葆贞去,并留在那里照顾杨将军,谢葆贞十分感谢他们的深情,答应让他们一起去。

1938年1月13日,十七路军将士在莲湖饭店设宴为谢葆贞饯行,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根本吃不下东西,将士们再三请谢葆贞转告杨将军,千万保重身体,十七路军全体将士等他回来率领我们抗日。谢葆贞对他们的关心和热情一一答谢后,请他们放心,杨将军是一定会回来的。

14日上午,谢葆贞在阎继明、张醒民陪同下带着儿子拯中离开西安去南昌。途经武汉时,谢葆贞去拜访了随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的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傅学文夫妇知道谢葆贞要去南昌陪杨虎城,非常吃惊,劝谢葆贞最好别去,你一个20多岁的女人带着幼小的儿子去跟军统特务打交道,这不是明明往火坑里跳吗?杨将军已落人虎口,还要搭进去几个吗?但谢葆贞毫不动摇地说从感情上讲我和杨虎城谁也离不开谁,他现在身落陷阱,我不去陪伴他、照料他,分担他的痛苦,还能有谁呢?

谢葆贞风尘仆仆地到了南昌,但她没能见到杨虎城,却被戴笠派的特务把她们监禁起来。身陷囹圄,又见不到杨虎城,甚至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杨虎城现在在哪里,身体还行吗,到底是生是死?她万分焦急,五内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她就在这种痛苦煎熬中苦撑着。

五  生死与共

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昌,戴笠经蒋介石同意,把杨虎城从南昌转送到湖南益阳县桃花坪临时监狱'关押从南京新监南迁的政治犯,这批人后来转人息烽集中营)不远处的罗坪村胡家大屋民房关押。7月,谢葆贞才见到了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杨虎城,杨虎城也这时才知道谢葆贞和儿子也落人虎口了。阎继明和张醒明两个侠肝义胆的忠实部下没见到杨虎城,即被投人军统桃花坪临时监狱,后又随监南迁到息烽集中营。(阎、张二人何时被和谢葆贞分开的,目前无可靠资料说明。但自杨虎城一家南迁到息烽,再无资料提到有他二人随行,他二人在离开西安时给杨虎城买的一件皮衣,一直带在身边,直到1943年才经周养浩同意,派人送到玄天洞交给杨虎城,所以他们二人应该是在到桃花坪时被分开的)这期间,戴笠在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陪同下来“探望”杨虎城一家,实际是来检查和加强对杨虎城一家的监管防备。这时,警戒杨虎城一家三口的内围有30多名便衣特务队,外围有宪兵队30多人,真可谓警卫森严。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长沙危急,日机轰炸益阳兵工厂,桃花坪天天警报。9月中旬,谢葆贞随杨虎城在特务队和宪兵押送下朝贵州转移。车队9月底到达贵阳,谢葆贞一家被关在贵阳南明警察局第五分局内。10月5日,谢葆贞和杨虎城、杨拯中被押上车,中午11时许到达息烽,先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内靠南的一栋征用来的民房内。1939年夏初,戴笠来视察息烽集中营时,认为杨虎城一家所关处离公路太近,不安全,再则杨虎城目标太大,不宜和其他政治犯同关在一起,于是决定另选址,单独关押。在息烽县县长、军统少将邓匡元的协助下,选中了距息烽县城8公里(小路约5公里)的玄天洞作杨虎城一家囚禁处。

息烽玄天洞囚室


玄天洞是息烽境内南望山脉中段的一个天然岩洞,四周林木繁茂,地势十分隐蔽。洞内有庙房数十间,军统把庙内道士赶走,在四周山上修了碉堡,谢葆贞一家便被押送到这深山古刹中关押。

谢葆贞和杨虎城被送去玄天洞后,一家人被囚禁在洞内紧挨着右厢房的一栋木房内,木房四列二间,屋面因洞内无须遮雨而盖的薄木板。便衣特务队驻扎右厢房内日夜监管着,左厢房是宪兵队队部,宪兵队士兵驻扎在山下的踏脚寺,控制着到洞口的小路,军统又增派了特务二团一个连驻扎四个山头的碉堡内,完全控制了以玄天洞为中心半径5公里的范围。

息烽是高原气候,空气四季湿润,这对生长在西北风沙干燥气候的杨虎城一家是难以适应的。到玄天洞不久,谢葆贞就生病了。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难和疾病,像三柄利剑在伤害着她们一家的身心。谢葆贞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她想到如果她倒下了,杨虎城怎么办,小拯中更不能没娘,她硬撑着,坚持活下去。儿子拯中已十来岁了,早过了上学读书的年龄,本来县城有小学,军统又把阳朗小学征用作军统驻息机构的子弟的小学,并且由集中营主任亲自兼任校长,杨拯中完全可以到这两所小学去读书,但军统怕暴露杨虎城一家被囚玄天洞的秘密,不允许拯中去上学。杨虎城无奈,经多次要求,从贵阳买了一套《万有文库》由谢葆贞亲自教儿子认字。第二年,谢葆贞有了身孕,妊娠反应和环境的不适应使她身体更不行了,经杨虎城再三要求,军统当局也看到杨虎城一家关在洞里实在难以维持长久,万一有个好歹,“老头子”面前怕也难以交待,便同意由杨虎城出钱在距玄天洞约300米的新洞修一间房子作自己的囚室。

新洞又名地母洞,洞前有座地母庙。军统用杨虎城的钱找来木匠就在附近山上砍树,修建了一栋三列两间木架房,屋面盖茅草。谢葆贞搬到新洞木屋后,这里没洞内那么潮湿,能见到阳光,空气也清新许多,身体状况有所好转。1941年,谢葆贞在这里生下了她们的小女儿,因在贵州出生,取名拯贵。特务二团团长张止戈铸了一块银质“长命锁”,上面铸着“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几个字,作为贺礼。

拯贵出生后,谢葆贞因身体虚弱,营养又差,没有奶水喂养拯贵,一天到晚都在哭,一天天痩弱下去,最后连哭声都低微了。杨虎城心痛万分,最后经军统同意从3公里外河坎寨请了位奶妈来喂养小拯贵。奶妈叫吴清珍,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妇。她除了喂养拯贵外,还主动承担了杨虎城一家的家务活,减轻了谢葆贞的劳累。小拯贵一天天长胖了,长大了,给苦难的家庭带来了些快乐。

谢葆贞的中共党员身份实际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中已被特务机关察觉,碍于她显赫的身份没敢对她怎么样。谢葆贞在赴南昌途经武汉时,邵力子夫妇也暗示过她的这一层危险,但谢葆贞没有害怕。她被关到玄天洞后,特务们因为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所以对她十分凶狠,特别是特务队长李家杰更是经常找岔,无端责难谢葆贞。谢葆贞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抗了,她指责和痛骂欺侮她的特务,有一次李家杰在屋外吼骂她,她一下从屋内跑出来站在石坎上居高临下把便桶泼向李家杰,弄得李家杰一身污臭,十分狼狈。李家杰恼羞成怒,向上面报告说谢葆贞疯了,精神失常了,必须单独关押。就这样,谢葆贞被强行押回玄天洞内关押,和杨虎城分开了。1942年戴笠去玄天洞看杨虎城,杨虎城再三要求撤换李家杰。戴笠见杨虎城一家实在太苦,李家杰也太过分,便把李家杰调走,改派浙江人龚国彦任便衣特务队长,谢葆贞也获准搬回新洞木屋与杨虎城生活在一起。

谢葆贞思念远在西北的母亲和女儿,经常给她们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杨虎城告诉她信都被特务收去了,根本没有邮出去,叫她不要写了。但她仍坚持给在西北的亲人写信。有一天她叫奶妈吴清珍给她用铜盆烧了一盆水,把剪刀放在水中煮。吴清珍问她:“谢先生,你要做啥子?”她说你别管,我有用处。水煮沸后,她把剪刀捞起来,猛一下剪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血书。她以这种方法来抗议特务们剥夺她给家里写信的权力。奶妈吓坏了,忙给她包上。(从谢葆贞知道把剪刀用水煮沸消毒后,才剪破手指来看,她的精神完全是正常的,根本没有失常)谢葆贞的身体垮了,但她的思想没有垮,她依然有着坚强的革命信念,这是她能坚持在极度艰难中活下来的原因之一。有一次她实在病得不行了,几天吃不下一点东西,连水都不喝,经杨虎城要求,军统从县城请来一位中医给她看病,医师看过后说,其实药力对杨夫人作用不大,只要环境好一些,生活自然一些,营养适当一些,有此三条即可康复。杨虎城听后不觉泪下,这对一般人来说是极其L常的三条,可是对谢葆贞来说,要做到谈何容易啊!

1943年深秋,玄天洞已十分寒冷,山上树木已经落叶,一天,特务带了一个人来见杨虎城。谢葆贞见来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穿一身极不合身的旧军装。来人说他是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的勤务兵,名叫杜高富,阎先生和张先生经周主任同意把在离西安时给杨先生买的皮衣交给杨先生,周主任派他送来。谢葆贞才知道阎、张二人被关押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她问杜高富阎、张二人可好?杜高富把二人近况告诉了她。她才放心一点。她请杜向阎、张二人转告杨先生一家都好,请他们放心,总有相见的一天,谢葆贞叫奶妈马上升火做饭,硬留杜在这里吃了饭才走。她对这个带来阎、张二人消息的人十分感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杨虎城在贵阳印刷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欣喜若狂,马上把报纸递给谢葆贞,谢葆贞看完后,惊喜万分,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抗战胜利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她和杨虎城一样,认为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应该释去前嫌,放他们出去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他们又在这希望与失望的煎熬中过了一年。

1946年7月,龚国彦通知杨虎城准备转移去重庆。杨虎城不知道此时戴笠已死,息烽的特务机关已陆续撤销或迁去重庆。谢葆贞得知将去重庆,感到有了一线希望,她和奶妈急忙收拾衣物,把一些带不走的家具被子等送给奶妈,作好去重庆的准备。

7月16日上午,谢葆贞抱着5岁的女儿杨拯贵坐一乘滑竿来到息烽县城,和杨虎城、杨拯中上了早已等侯在那里的军用卡车。离开了被囚禁8年的息烽。因谢葆贞在玄天洞这些年已被折磨得十分虚弱,杨拯贵尚需人照料,所以奶妈吴清珍也和她们一家去了重庆。

到了重庆,杨虎城一家被囚禁在磁器口杨家山半山腰一栋小9房内。阎继明、张醒民也和杨虎城一家关在这里。这时警戒看守杨虎城一家的已不是便衣特务队,改由宪兵二十四团三营九连看守。宪兵九连连长阎大鹏除把宪兵布置在四处要道外,还在杨虎城一家住处四边设了5个岗日夜监视着,其中有一道岗就设在窗子边,室内杨虎城一家一举一动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军统(时已改为保密局)规定担任这个岗的宪兵必须把杨虎城一家的生活起居,一言一行记下来,由连部整理后向军统报告。

谢葆贞初来到重庆时,怀着可能被释放的希望,到杨家山后,见特务队被撤走,她更是认为获释有期,但不久她就失望了。她发现看守的宪兵比特务队更严,连窗口都布了岗。11月的一天,她在屋里实在闷得慌,想到门外走走,但还没出门口便被站岗的宪兵大声喝斥。谢葆贞明白,要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了,她决心以死相抗。1947年元旦过后不久,她开始绝食,水米不进,任何人也劝不住,几天后,她已经十分虚弱。毛人凤接报告后派了几个特务来强迫她进餐,在遭到强烈拒绝后,特务们强行撬她的嘴灌葡萄糖,还是不行,他们又用钳子强行夹住她的舌头,舌头都被夹出血,仍没能灌进去。特务们无法,只好向上面报告,不几天,从成都赶来的特务医生带着几个特务冲进来,把谢葆贞按倒在床,把手脚捆在床上,立上铁架子给谢葆贞强行输液,然后在她的小腿上注射了一针。谢葆贞痛苦的大喊:“奶妈!快来!她们要害死我。”吴清珍忙跑到她身边,这个善良的农妇看着谢葆贞在痛苦地挣扎,但她除了落泪又有什么办法。这时她见谢葆贞的挣扎慢慢停下来,眼珠也鼓了,知道不好,忙大声疾呼:“拯中!快点来!你妈要死了!”。特务大声吼她:“胡说!不许乱喊!”不许拯中进来。过了一会儿,吴清珍用手一摸谢葆贞的鼻息,已经没了呼吸。她吓得大叫拯中!你妈大气都落了!”特务们连忙用被子把谢葆贞盖住,收拾了药瓶、铁架等后匆匆离去了。杨拯中一下冲进来伏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妈,你死得好惨啊!”阎继明、张醒民也赶来了,他们悲痛万分,停放好谢葆贞遗体。

谢葆贞就这样含恨离去,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她没能死在战场上,却惨死在特务的毒针下。这天是1947年2月9日,农历腊月30除夕夜。年仅36岁。她忠实地实现了她和杨虎城结婚时的誓言。

杨虎城含着巨大悲痛,把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妻子在杨家山用木柴火化了,骨灰盒一直放在身边,长伴着她。1949年2月,他又被转押贵阳,谢葆贞的骨灰盒也一直带在身边。9月6日晚,杨虎城和杨拯中被特务杀害时,拯中怀里还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特务们把谢葆贞的骨灰盒同杨虎城、杨拯中的遗体一起埋在一个花台内。

重庆解放后,二野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寻找到了杨虎城一家三口的遗体和谢葆贞的骨灰盒。

1950年1月1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谢葆贞的骨灰和杨虎城灵柩一道由重庆起程送回西安,30日,谢葆贞的灵魂回到了离别十几年的故土。在受到西安各界隆重追悼后,2月7日,安葬在西安南郊。

在西安杨虎城将军陵园内,谢葆贞静静地躺在杨虎城身边黄土中,另一侧是她们的儿子杨拯中。她终于可以和杨虎城长相厮守,直到永远。

在陵园中永远陪伴她们的还有她们多年的战友、朋友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小萝卜头)、阎继明、张醒民……等烈士。

烈士们离去了,但把不朽的精神长留给了我们,并且必将代代相传。

烈士们!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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