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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拯中

一  幸福的童年

杨拯中是杨虎城与谢德贞的儿子。杨虎城共有8个子女。杨拯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3。

杨拯中7岁时


杨虎城1916年和罗培兰结婚,生有长子拯民,长女拯坤。罗培兰1926年西安解围后不久病逝在三原县。1919年,

娶的第二个夫人张蕙兰,一生未曾生育。

1928年春节前,杨虎城在安徽太和军中和谢葆贞结婚,1930年生下杨拯中。其后在1932年至1936年先后生下拯美、拯英、拯汉、拯陆4个女儿。1940年在息烽玄天洞又生下小女儿拯贵。

杨拯中出生在太和军营中。在他出生不久,杨虎城部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改为第十七路军,回防驻陕。军情瞬息万变,兵贵神速,杨虎城为避免发生变故,率领部队先行回陕西,部队家属、辎重随后慢慢转移。襁褓中的杨拯中在母亲怀里乘坐马拉套车,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后才到达西安。

杨拯中的童年是幸福的,作为陕西省主席的小公子,生长在养尊处优之中,经常受到周围一些人的夸讲称赞,但这些对于幼小的杨拯中来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贪玩。有时把一身弄得很脏,受到母亲责骂,便会跑去找宠爱他的父亲哭诉,父亲即使再忙,也会先笑呵呵地哄好他或叫勤务兵带他去玩。

杨虎城对拯中真可谓宠爱有加,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来不及先洗脸就把拯中拉在跟前,逗乐一阵才慢慢去洗脸吃饭。无论到哪里,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把儿子带着,甚至有时行军途中或骑马外出时,他还把儿子放在马背上,看着儿子开心的笑脸,也就品味到做父亲的幸福,他也开心了。可以这么说,杨拯中在7岁前除了真正的两军对阵,真枪实弹的战场他没有去过,凡是父亲到过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军营的号声、靶场的枪声、野外风的呼啸声、庆典时的军乐声,这一切对他都不陌生。他从小聪明、胆大、顽皮、天真,这些都使父母更加喜爱他。母亲虽说表面上对他似乎比父亲要严历些,但在谢葆贞心中他简直就是心头肉。杨虎城南昌落人陷阱,谢葆贞誓死与丈夫共患难时,仍坚持要带他一起去的原因,是因为谢葆贞知道,拯中是杨虎城的心头肉,有他在身边,会减轻杨虎城许多精神上的痛苦,给他一些慰藉。

“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里,他被关在家里不许外出,他的空间只有几间屋子和屋前空地屋后花园,父亲几乎没有回来,母亲又天天出去,不知他们在忙什么。他问照料他的保姆和勤务兵,父母这几天怎么了?为什么不许他出去玩?他们对他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只知道父亲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不明白,毕竟才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啊!寂寞无奈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父母经常在家,也有时间同他玩了。但他发现父亲似乎有些不同了,没有原来那样高兴,脸上的欢愉之色少了。他问母亲,爸爸怎么啦,母亲却对他说小孩子家别问大人的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对劲,但到底是什么,他也不明白。

有一天,他见母亲用皮箱收拾东西,他问母亲这是要做什么?母亲说我和你父亲要到国外去,带着你去。他问母亲,妹妹们呢?母亲说妹妹们太小,去不了,就带你一个人去。他问母亲外国远吗?母亲说很远很远,要几个月才能到。他又问那我们怎么去?母亲说坐车、坐轮船去。他高兴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等着他。在他想象中,外国就象童话故事中的样子,有城堡、有武士。

出国这一天终于到了,父母带着他和几个叔叔一块上了火车,后来又改乘轮船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随父母住在万国饭店。天天都有叔叔们来拜望父亲,母亲好像忙得没有更多时间陪他玩。他除了在饭店阳台上看比起西安的高得多的大楼外,就看见楼下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来来去去,他想起西安家中院内那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蚂蚁。他感到孤独和无聊,上海没有西安好玩。

他终于盼到了离开上海出国的这一天。1937年6月29日,跟着父母上了轮船,一望无边的海和汹涌的波涛把船弄得摇摇晃晃的,他很兴奋,这些是西安所没有的。海鸥在水面上飞,不时发出叫声,他纳闷,这些鸟吃什么,累了又在什么地方歇脚,这么多的海水是从哪里来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可是没过多久,他的新奇感就消失了,四周除了天天都是一样的海水、波浪外,什么也没有。他又感到有些无聊了。轮船在海上漂着,好象根本就没有朝前行进。好在父母随时都能陪在他身边,给他讲一些过去没有听到过的故事,使他没感到寂寞和孤独。

7月14日,船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后终于到了美国旧金山,他们离船上岸,受到许多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随父母先后到了美国的华盛顿、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巴黎等许多国家的大城市。

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国外的一切都应该是新奇的,可是他高兴不起来。外国并不像他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没有他在画书中看到的城堡,没有身披铠甲、骑着大马的武士,也没有神话中的小矮人和仙女。每天见到的都是一些黄头发蓝眼睛,长着高鼻梁的怪人,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们。这些古怪的外国人来拜访父母时友好地逗逗他,可是他们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他想家了,他想回到西安,那里有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闭上眼睛他就会想起和小伙伴们一块儿在地上用小草逗蚂蚁,在石缝里捉蟋蟀,在草地上打滚……最恼火的是这里的东西他吃不惯,西餐自不必说,就是特意为他们做的中餐,味道也不好吃,比西安的羊肉泡馍和烤羊肉差多了。

在国外5个多月的日子里,他总高兴不起来,终于有一天听父亲说,决定回国了,他才感到高兴一些。

10月29日,他和父母登上了法轮“哲利波”号起程回国,船在海上漂了20多天后抵达香港。在香港,他见到了专程从西安赶来接他们的王菊人叔叔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高兴地一下子扑在王菊人身上,问这问那。他们在香港住了几天,父亲忙于会客和去拜访朋友,只有母亲带着他。

有一天,父亲告诉他说要去南昌见蒋介石,让他和妈妈先跟王叔叔们回西安。蒋介石这名字他听说过,不就是父亲在西安和张叔叔抓的那个家伙吗?父亲为什么要去见他?他不明白,他不让父亲去,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回西安家中去,可是父亲说不行,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

父亲走了,过了两天他和母亲在王叔叔们陪同下从香港起程回西安。

回到西安,回到了他原来的小天地,他见到四个妹妹,见到了外婆,见到了一起打闹的小伙伴们,一切又是那么美好。

可是没有过几天,他发现母亲哭了,同时叫人帮着收拾东西。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母亲,可是母亲只说要带他去找他的父亲。

他又和母亲在阎叔叔和张叔叔陪同下上路了,到了南昌,他们来到一幢很洋气的房屋前,他以为父亲就在里面等着他们,可是一进门,没见到父亲,见到的是十几个凶神恶煞背着短枪的人,他吓得躲在母亲身后,母亲叫他不要害怕,接着他们被带进屋内,那些人转身出去把门紧紧关上了。

他怎么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从一个受人爱戴的杨公子变成了一个小囚徒。他毕竟才是一个7岁的孩子啊!


二  少年囚徒

没有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却和母亲一道被关在屋子里,外边有带枪的特务,连门槛都不许跨出去。张叔叔和阎叔叔被关在另一间屋子里,不能同他玩。他吵着要见父亲,母亲含着泪告诉他会见到父亲的,叫他不要吵闹,一切都会好的。

日子过得太慢,他不知道和母亲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被关进来时是冬天,现在天气已经很热了,院里那几棵光着枝干的树又重新长满了绿叶。

有一天,他和母亲及阎叔叔、张叔叔又被押上一辆汽车,车开了,他不知道又会被送到哪里去,能见到父亲了吗?

车子颠簸了两天后终于在一栋房子前停下了。他下车,见周围尽是山,远处有一些矮房子。他们被押进大门,这时他惊喜地发现曰夜思念的父亲在院子里等着他们。他一下冲到父亲跟前,父亲紧紧地搂抱着他,他感到父亲的泪水滴在了他的脸上。不管怎样,总算和父亲在一起了,幼小的心灵感到说不出的欣喜。后来他才听大人说,这里是湖南桃花坪,他们被关的地方叫胡家大院。阎叔叔和张叔叔不见了,说是被关到另外一地方去了。

晚上他就睡在父亲身边,有一天半夜,一阵枪声把他惊醒了,父亲紧紧地搂着他说:“要是我死了,谁来照顾你们啊!”父亲知道,但他不知道,枪声来自不远的军统桃花坪临时监狱,二十多个革命志士在枪声中倒下了。

在桃花坪胡家大院中,他和父母苦熬着一天又一天无尽的日子。因为有父亲在,他比在南昌单独和母亲关在一起的日子要好过一些。1938年9月,他和父母又被押上了车,车上除了他一家外还有许多背着枪的特务,后边紧跟两辆坐满宪兵的大卡车。

车在坎坷的道路上行走,每次停车休息或是过夜都是在荒山野岭上,从不在有人住的地方停车。他们会被送到哪里去,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问。车子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了10多天后,开进了一个看来并不繁华的城市一一贵阳。在一所警察局里被关了几天后,10月5日,他和父母又被卡车送到了离贵阳半天车路的息烽县阳朗坝一个叫猫洞的地方。

被捕前夕的杨拯中


到了阳朗坝猫硐,他和父母一道被囚禁在一栋独立的四列三间木房内。他和父母住在左边一间房中,便衣特务们住其余两间和楼上,宪兵们住在距此不太远的民房。他不知道这里就是息烽集中营。他看见不远处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住人,每天有许多衣服褴搂的人在用泥土筑墙。他不知道这些人筑墙干什么。

冬天到了,四周山上树木已经凋零。这里的冬天没有西安那么冷,风也不大,他和父母就在这一间木屋里熬过了漫长的冬天。

春天终于到了,四周山上的树木慢慢地又变成了绿色。一天,戴笠来了,他听见戴笠对父亲说:“这里不安全,准备另外找一处安全一点、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给你们住。”过了几天,他和父母在特务和宪兵押送下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一直朝山上爬。在西北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山,更没有爬过这样的山,他累得两腿都抬不动了,可是在特务们吼叫声中,他还得咬紧牙关向山上爬。好不容易到了山上一个岩洞前,他听见特务们说到了。他一下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他实在太累了。毕竟才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

后来他才知道,这里叫玄天洞,原是一座道家的寺庙,军统赶走了里面的道士,征用这里来囚禁他们一家。玄天洞是一个天然岩洞,洞内有几十间房子。他和父母住在靠洞口右面的一栋房子里。特务们住在紧挨着的厢房内,宪兵队则住在下面的一座寺庙里。

这里很高,站在洞口望去是山连着山,没有一块平地。除不远的山顶上有几座碉堡外,几乎看不见人家。

在洞内住了不久,他就经常咳嗽,父母也常生病,特别是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听父亲说是因为这里山高风大,洞内潮湿的原因。虽说姓张的医官也拿些药给他们吃,但总不见效。这里的夏天非常凉爽,比西安好过一些,但一到冬天,冰雪封山,四周一片白色,寒风刺骨,门都不敢出,他就和父母在屋内的炭火边苦熬。第二年,他和父母的身体都垮了,几乎没有一天不生病。后来经父亲多次交涉,军统才同意由父亲出钱在洞外修一栋房子居住。听说要修房子,他的心一下紧缩了。要在这呆多少年啊!他想念在远方的外婆、哥哥和妹妹,他不知哥哥和妹妹们现在怎么样了。

房子修好了,在距玄天洞不远的新洞前地母庙旁边。房子依山而建,三列两间。他们一家搬了过去,特务们也搬到地母庙内驻扎,日夜监守着他们一家。


三  苦难岁月

搬到新洞囚室后,没有老洞那么潮湿,空气也清新一些,可以晒到太阳,除了母亲的身体还是不行,他和父亲的身体要好些了。

在新囚室过了九岁的生日,他已经是一个十岁少年。像他这样大的孩子早就该上学念书,可是军统怕暴露他们一家被囚禁在这里的消息外泄,不许他去县城上学。父亲多次交涉无果,最后不得不拿钱由军统驻息烽办事处代为从贵阳买来一套《万有文库》,由父母教他识字、写字。他过去在西安时也曾上过几天学,认识一些字,但经两年的苦难与折磨都已经丢生了,一切从头开始。《万有文库》是成人的书籍,父母一边教他识字,一边选一些浅显短小的文章教他读。他非常聪明,又身处这样的逆境中,读书写字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因此进步很快,不到一年,他已能写一千多字,背几十篇文章。

父亲在教他读书写字的同时,还结合一些文章的内容告诉他长大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出去以后才能有本领报效国家,为养育我们的广大民众效力。经常给他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故事,要他学习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敢于献身的英雄。

1941年,他的小妹妹在囚室中出生了,父亲为小妹妹取名拯贵。因为母亲身体太虚弱,营养又差,小妹妹没奶吃,从早哭到晚。他看到母亲整日流泪,父亲声声苦叹,心中十分难过。幸好不久父亲得到军统的同意从几里外的河坎寨请来了一个奶妈喂养小妹妹,父母的心情才稍微好转一点。

奶妈叫吴清珍,是一个勤劳善良能干的农妇,她不光给小妹妹喂奶,还主动承担了一家的家务事和照料他的生活。他亲切地称她为吴妈。有了吴妈的照料,一家人虽处在苦难之中,却也有了些平静气氛,他仍每天坚持在父母指教下读书写字。可是没多久,一场灾难又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因为特务们知道母亲是中共党员,所以对母亲十分凶狠,常故意找岔责难母亲。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抗。有一次母亲把便桶里的粪水泼在特务头子李家杰的头上。李家杰大怒,硬说母亲犯了精神病、疯了,把母亲强行拉回玄天洞老洞去关押。吴妈因为要给小妹妹喂奶,也一块去了老洞。只剩下他和父亲留在新洞囚室。父子二人不单精神上十分痛苦,生活也是煮生吃生、煮熟吃熟。他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母亲半步,现在和母亲虽说只隔不到半里,却不能见到母亲。十一岁的少年,竟过着整日流泪的日子。幸好父亲在此结识一位姓赵的农民朋友同情他们的处境,常来看望他们,有时还送来一些自己种的新鲜蔬菜等。只有在赵叔叔来的时候,他和父亲的心情才好一点。他从这位朴实的农民身上看到了人间真情,相信世界上好人还是多的。

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在极度苦难中熬了将近一年。有一天,大特务头子戴笠上山来了,父亲再三要求惩处万恶的李家杰。戴笠无奈,只好撤换了李家杰,改由龚国彦任特务队长。母亲才得以搬回新洞囚室,一家人才又重新生活在一起。这时,被分开时还在吃奶的小妹妹已开始学走路了。

小妹妹一天天长大,会跑了,他经常带着小妹妹在囚室附近山上玩,在小妹妹身上他找到了失去多年的童趣。

有一天,母亲在给他洗头时,发现他头上已出现少许白头发,母亲落泪了,他还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

世上最公道的是时间,不管对富人还是穷人,对幸运者还是苦难者都一样,过去了一天就少一天。他和父母,还有在此出生的小妹妹拯贵在这深山老林中苦熬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父亲在报上看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父亲激动得老泪纵横,叫人到县城买了几斤肉,打了一壶酒,让吴妈炒了几个菜,一家人欢庆抗战胜利。

父亲和母亲都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应该会释弃前嫌,让他们一家回去了。连特务们都认为他们一家可能会被释放,看守也松动了一些。可是这一天却迟迟不肯到来。直到1946年7月16日,特务队长龚国彦才告诉父亲,上边有命令把他们一家送去重庆,没讲是释放还是继续关押。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一线希望了。

母亲在吴妈的帮助下草草收拾了一些必须带走的东西,把一些家具、衣物分别送给了吴妈和姓赵的农民朋友。然后分别坐三乘滑竿到息烽县城,上了已等候在那里的军用卡车。同车的还有前不久才由息烽集中营送来玄天洞一块囚禁的从西安送他和母亲到南昌找父亲的阎继明、张醒民两位叔叔。

四  父子国殇

到了重庆,他们一家和吴妈,还有阎、张两位叔叔一块被囚禁在磁器口杨家山的一间独立的平房内。便衣特务队被撤走了,看守他们的是一个连的宪兵队。

便衣特务队虽然撤走了,但宪兵队的看守更严,除较远处的岗哨外,在他们的房子四周就布了五道岗,有一个岗哨就在窗边,日夜监视着室内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完全没有了自由。在玄天洞时他们还可以在囚室附近山上去玩,可这里不行,连门都不许出。被释放的一线希望彻底毁灭了。

过了不久,母亲在彻底绝望下开始绝食反抗,二十多天水米不进,特务机关接到宪兵队的报告后派来几个特务对母亲强行灌葡萄糖水,可母亲咬紧牙关挣扎着,灌不进去。不几天,一个特务医生带着几个人来,把母亲捆在床上强行输液。不一会儿,他听见吴妈在母亲房里惊呼:“拯中!快来!你妈死了。”他一下冲进去,母亲已经断气,特务们正收拾器械离去。他一下扑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阎、张两位叔叔进来,把母亲遗体停放好,用一张床单盖上。这天是1947年2月9日,农历腊月三十除夕夜。远处传来声声鞭炮声,是人们在过年。

母亲走了,丢下他和年幼的妹妹,还有远在西北的四个妹妹,她们再也见不到离开她们近十年的母亲。他和父亲一直在母亲遗体旁守了三天。2月12日,母亲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盒一直放在父亲身边。

母亲死后,吴妈也回贵州息烽去了。他和父亲承担起了照料妹妹拯贵的责任,在杨家山那栋平房里苦熬着日子。两年多过去了,才十八岁的他已头发花白,过早地呈现衰老。有一天,父亲的报纸没有送来,经父亲再三追问,宪兵才把打算扣下的报纸交给父亲。原来报上登了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下命释放杨虎城一家,并派飞机从南京来重庆接人的消息。特务们怕父亲知道才打算扣下报纸。

报上的消息发表了,可是迟迟没有释放的动静,连丝毫释放的迹象都没有。1949年2月初(农历正月初四)他们一家又被押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又被送到贵州贵阳市黔灵山麒麟洞内关押。过了十几天,宋绮云一家也被送来了。这时他们知道,释放是不可能了。

有一天,他在洞内院子里带着小妹妹和宋振中玩,听见一个特务对父亲说:“杨先生,有人来看你。”话音刚落,满面风尘的吴妈进来了。原来押送他们一家到贵阳的车在息烽曾小作停留,有几个当初在玄天洞看守杨虎城一家的特务因已在息烽娶妻安家而就地退伍留在了息烽。他们知道了杨虎城一家被转押贵阳,并把这消息告诉了吴清珍,她就步行两天赶来了。小拯贵一见吴妈,喊了一声妈妈,就扑在吴妈怀里哭了。吴妈紧紧抱着拯贵,也哭了。吴妈给父亲、他和妹妹各做了一双布鞋。吴妈表示愿意留下来照顾小拯贵,可是父亲说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留的地方。父亲给了吴妈一点钱,让吴妈走了。

1949年9月1日,原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来了,他对父亲说要接他们回重庆去释放。可是父亲再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说要放在贵阳就可以放,为什么要去重庆,我不去。周养浩软说硬逼,直到六号这天,父亲才不得已答应去重庆。周养浩的车走在前面,他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和父亲坐在第二辆车上,妹妹拯贵和小伙伴宋振中一家及阎、张两位叔叔坐在第三辆车上。

车子一路摇摇晃晃,直到晚上11点过才到重庆,他们在特务张鹄带领下朝戴公祠走去。到了戴公祠刚一进门,早已等在门后的特务用匕首刺进了他的身体,他只喊出一声“爸!”就倒下了,双手还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牺牲时年仅19岁。他的遗体和父亲一起埋在室外花池内。

重庆解放后,他的遗体和父亲、母亲、妹妹,还有宋绮云一家,阎继明、张醒民的遗体一块经武汉送回西安,在举行公祭后于1950年2月7日安葬在西安南郊韦曲镇少陵原下的一块空地上。他的墓门上端镑刻着四个大字:“父子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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