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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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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承文,又名尚毅,字治周,1916年出生在安徽省太平县,后随父母移居到江苏省溧水县落户。父亲尚源干是个裁缝。尚承文有兄妹4人,他是老大。8岁时入学,1930年从溧水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市私立华南初级中学。中学毕业后考人江苏省立栖霞师范学校。1937年9月,尚承文受聘到溧水县城南中街初级小学当教师。

尚承文在读书期间,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思考和寻求救国之路。在任教时,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溧水“青年励志社”的刊物上发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7年12月4日,溧水县城沦陷。尚承文和父母逃到仓口暂避。见到日本兵到处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尚承文无比愤怒,他决心外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他和一个姓吕的朋友一道经武汉去到重庆,希望能在重庆为抗日救亡干一番事业。

1938年。尚承文经人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当机要收发员。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二厅厅长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大特务郑介民。二厅实际是军统的特务机关之一。

尚承文到二厅搞收发工作后,每天接触的是各类来往信函和文件。这些文件中许多属高层机密,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当局和特务

机关布置反共的或请示抓什么重要人的等。尚承文见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抗日,反而千方百计破坏和打击共产党的组织,他认为这是在破坏统一战线,是在帮日本侵略者的忙。经过认真思考,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傍徨的他终于作出了支持、拥护共产党的选择。他常把一些重要机密情报抄录下来,暗中交给中共南方局。使我党事先得知一些敌人将采取行动的消息,采取防范,避免了一些损失。一些重要情报的泄密,必然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作为机要收发的尚承文必然被纳入他们视线。

二厅厅长郑介民接到稽查处少将处长宋达的报告,说尚承文有抄录机密文件送交共产党的嫌疑。郑介民指示宋达迅速查清后向他报告。宋达立即带了几个特务把尚承文抓起来,送进刑讯室严刑逼供,要他交待出是谁主使,情报又是通过谁交给共产党的。敌人想通过他挖出他的上级和下线,好一网打尽共产党的组织。尚承文虽然被严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什么上级,也没有受谁指使,没有把情报交给谁。致于抄录了一些东西,是因为家庭贫寒,月薪菲薄,因无经济供养父母,故出此下策”以搪塞。但:抄的情报并未找到买主,所以并没有交给谁”。

郑介民见审不出尚承文情报的去向,便以“奸党”嫌疑,作为“涉红”案件把尚承文移交军统局处理。

1941年2月,尚承文被关到白公馆,钉上脚镣。郑介民把尚承文的案子呈报后,戴笠批示“不定期监禁”。不定期即无期。1941年夏初,尚承文被送到息烽集中营关押。

尚承文被关到息烽集中营,按规定手表、现金、钢笔等全被收走。先被关人平斋的地下室,学了一个多月“监规”后,转关在“信斋”,不久又被转押到“忠斋”。监号"268"。

到“忠斋”关押后,他认识了关在这里的罗世文、许晓轩、车耀先等共产党人。后来他积极参加和支持了“狱中支部”领导的对敌斗争。

周养浩推行“狱政革新”,把狱中“修养人”放出来参加劳动。尚承文被安排在由黄显声将军管理的生产组下设的印刷厂当排字工。

据幸存者黄彤光回忆说,尚承文是一个“文弱书生”。他确实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经常“不服管教”。有一次他因顶撞集中营警卫股股长周纯,被周纯用皮带打得吐血。黄显声为此大为不平,把周纯告到周养浩那里去。但周养浩却未作任何处理。不久,特务郑星槎见尚承文好欺,把尚承文打倒在地,不想尚承文一下子爬起来和郑拼命死打,尚承文痩弱,不是郑的对手。黄显声跑过去一拳把郑打翻后,痛打了郑一顿,又去找周养浩讨公道,这次周养浩见众怒难犯。不能不有所表示,以“违纪”把郑星槎关进牢中。

后来尚承文被调到一组,即秘书组当“修养人”,负责布置会场,准备茶水等杂活,因尚承文写一手好字,有些非机密的会议也让他作记录。

“一组”是集中营管理机构最高层的部门,对周养浩直接负责。组长是军统少将李祖慰。尚承文在一组必然会接触到一些机密,他就把这些机密及时告诉罗世文或许晓轩。“狱中支部”因此能及时了解一些集中营当局的动态。幸存者施文淇1984年在给溧水县史志办写的材料中证实:“……他(尚承文)后来在狱中当‘工作修养人’,曾在一组工作过。他对周养浩及狱中情况知之甚多。经常以工作名义进人‘忠斋’。向罗世文、许晓轩汇报敌情,供‘狱中支部’参考,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尚承文被捕后即和家里失去联落。后来在黄显声的帮助下,给父母写过一封信寄出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出身书代之后,赖大人抚养成人。孰随抗战军兴,毅然离去家园,投人社会。自本良知学能,立志做一个正正当当之人……故个人生活始终清淡不染,唯工作与读书而己矣!……稍候时日,自可归来奉养,但不必望之过切……’’信虽说是通过黄显声发出去,但他知道不被特务折开检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信中除陈述对父母思念之情而告慰双亲外,对身在何处,处境如何避而未谈。

1946年7月22日,息烽集中营撤销。尚承文和其他在押政治犯一起被转到重庆继续关押。尚承文被关在白公馆,和许晓轩他们关在一起。他在牢内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留驻重庆的中共驻渝联络处和《新华日报》重庆分社负责人吴玉章。向吴玉章汇报狱中关押人员情况。这封信他托当时已出狱,但留在重庆照料黄显声将军的幸存者黄彤光秘密带出去。黄彤光把信投到了《新华日报》的信箱中。(尚承文怎么知道吴玉章当时在渝负责?他和吴玉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向吴玉章汇报工作?是否他和中共有另外一条组织关系?这些目前尚未弄清)。

1947年9月初,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丁敏之接到南京保密局电令,对尚承文等数人“密裁”。9月13日上午,特务杨进兴带着几个特务,以送你们去飞机场,到南京释放的谎言,把尚承文和朱念群(中共党员)、张长敖三人骗上车。车开到杨家山军统气象台时,把他们三人推进一间房子。让尚承文和其他二人并排坐着,把电线绕在手铐上,推上电闸,将三人电击致死。尚承文倒下后,特务杨进兴怕他尚未断气,又用丁字铁镐朝他身上猛烈挖击后,才放心地离开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出版的一本《传记文学》中有一篇《宋达传》,讲述了当初国民政府二厅稽查处长宋达办理“尚承文案”的经过。证实了当时尚承文的坚贞不屈。

尚承文牺牲了,他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党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1950年,共和国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遗体长眠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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