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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灏

宣灏,原名润才、宣骏,1917年3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北门丁家弄。他出生那年是润年润月,所以父亲给他取小名阿润。宣灏小时候,家中靠父亲走街串巷卖鱼虾为生,家境非常贫困。11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家里更加艰难。他每天除上学时间外,还要帮着父亲沿街叫卖鱼虾。他在县立坛巷小学读完初小后,转人江阴八校读高小。

宣灏从小性趣广泛,求知欲望强,什么书都看,无论小说、诗歌、散文、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卜国的,只要是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读。

宣灏在学校中一直是“尖子”,除不喜欢音乐课外,作文、美术、体育样样都行,尤其爱书法。在家中一有时间就临帖抄书,父亲为此经常发他的火,骂他书呆子。有一次他把父亲用以斗蟋蟀赚钱的一个被父亲视为珍宝的蟋蟀罐拿去卖钱买宣纸,父亲发现后,狠揍了他一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我东三省,国民党当局下命不许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十四岁的宣灏受到抗日浪潮的洗礼,幼小的心里立下壮志,长大后要以身报国,从此他刻意锻炼身体,每天练习长跑。为了增强体力,他在练长跑时还在每条腿上各绑上30个铜钱,后来又改为各绑一块铅块。同学问他为啥这样苦练,他回答说:“为了打好日后无车无船时日跑八十、夜跑一百的基础,增强体质,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宣灏在初中只读了半年,綴学随姐夫去无锡通茂山货行当学徒学做生意。这年他才16岁。

学徒生涯非常苦,天不亮起来开门清扫,跑腿打杂的活总干不完,还要帮老板家洗尿布,倒夜壶,吃饭时不能上桌子,只能吃老板一家的剩菜剩饭。特别使他恼火的是晚上不许点灯看书,怕费灯油。宣灏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写了一篇题为《学徒的呼声》的文章投给报社,第二天无锡的报纸就登出来了。文章把山货行的种种劣迹一一揭露,老板大怒,要开除他。姐夫和保人忙给老板赔不是,要求老板开恩留下他。但他却留下一封信说:“……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要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义无反顾地跑到杨州投军去了。

宣灏在军营里干了几个月,被父亲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由,强行把他拖回家。

1934年秋,宣灏在当牙医的姨父的帮助下,到上海东南医专解剖实验室去当助手和绘图员。因他从小喜欢画画,绘图功底好,所以干这工作得心应手,两年多的工作学习中,他学到不少知识。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他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到上京请愿、反对“何•梅协定”的斗争行列之中。和学生们一起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呐喊、奋斗。

1937年初,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江阴,当了小学教员,后又当了半年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抵抗,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江阴失落在即。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宣灏决定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曰救亡中去。父亲知道拦不住儿子,凄然送别时说:“这是你的志愿,我怎样受苦也不能阻拦你。”

宣灏告别了年迈的父亲,踏上风雨旅途。从此后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宣灏怀着一颗报国之心,长途跋涉来到武汉,到国民党八十八师当军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他随军撤退到湖南。他见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诚心,日军未到先就跑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军队中干下去没有前途。他想要学习军事,好上前线杀敌。1939年,他看到一张中央军事特种技术学校公开招生的广告。条件要身体健康,高中以上文化。宣灏以为这是一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正符合他学军事、上战场的想法,他报名后被录取了。他和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道被送到贵州息烽。到了息烽,他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军事学校”,是国民党军统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是培养训练特务的地方。他知道上当了,后悔了。他想离开,但这地方是能进不能出的。他拒绝上课,拒绝受训,躲在宿舍里看进步书籍。因他的严重“违纪”被关了禁闭。在一个细雨茫茫的晚上,他逃出禁闭室,想逃离这个黑窝,回到家乡去皖南投奔新四军。贵州是山区,交通非常落后,他一个人在山里乱走,跟本找不到路。还没离开息烽十里,就被抓回来了。

宣灏被抓回来后,先被关人特训班重禁闭室,不久被送到离县城6公里的息烽集中营关押,从此成了一名“重犯”。宣灏被关进来时,息烽集中营主宰者还是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狱内管理非常残酷,连牢房的窗户都用黑纸糊上,“犯人”睡的地铺用尺子量过,每人只有1尺3寸宽,睡下后挤在一起动都不能动。每天吃的是霉米陈粮,饭内沙子杂质很多。犯人从来不洗澡,牢内臭气熏人。在这恶劣环境中宣灏患上了痢疾。虽未丧命但身体却被折磨垮了。

1941年,何子桢被撤换,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在集中营内推行“狱政革新”,放“犯人”出来劳动。经“中共狱中秘密支部”的斗争,为“犯人”争取到了白天不关牢门,改善伙食,可以读书报的权利。狱中“犯人”的生活环境才稍有好转。

通过出来参加劳动的机会,宣灏认识了共产党人罗世文、许晓轩、车耀先等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在他们帮助下,宣灏认真读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解放的救星。后来他曾对同室难友说:“讲革命不容易,干革命更难。起初我只知道打东洋鬼子叫革命。被关进来后老许(许晓轩)、老谭(谭沈明)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我才懂得一点革命。讲啊!干啊!就不要怕杀头。众多人都跟着共产党,我跟着老许、老谭他们干就是了。”

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为了推行“狱政革新”,搞“政治攻心”。在集中营内办了《复活月刊》《养正周报》,让“修养人”参加编辑和撰稿。宣灏在利用空余时问发奋读许晓轩他们推荐的进步书籍的同时,先后写了《沦陷后的江南》、《垦荒者》、《旧居》、《火》、《梦》、《文章与人》、《基督的叛徒》等10多篇发表在狱中刊物上。

宣灏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六年中,不但没有象特务们希望的那样“悔过自新”,而是在狱中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读进步书籍,明白了革命的真谛。在真正意义上“复活”了。

1946年7月22日,宣灏和息烽集中营的在押“政治犯”共72人被转押重庆。宣灏和谭沈明等被关在白公馆监狱。在白公馆监狱里,共产党人陈然等利用黄显声提供的报上的消息,用香烟盒、废纸写成“狱中《挺进报》”进行传阅。宣灏一生有爱读书的习惯,在这里没有书读他非常不安。“狱中《挺进报》”成了他唯一的读物。每一篇他都读得非常认真。有一次他正全神贯注地读,被特务发现了,把他押去刑讯室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是谁写的,消息哪来的。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说是自己写的。后来许晓轩见他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勇敢地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写的,与宣灏无关。特务们问消息来源,许晓轩说放风时在你们的报子上看到的。特务们翻报纸果然有这条消息,这才算了。宣灏被送回牢房后,紧紧抱住许晓轩说:“我没出卖同志。”他的勇敢和坚强,赢得了牢中难友们的崇敬。

1949年9月,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从台湾飞回重庆,对军统(已改称保密局)作了屠杀在押“政治犯”的布置。大屠杀即将开始。难友们已从紧张空气中予计到敌人可能下毒手,宣灏从地铺里取出纸笔,写下了《遗书》。他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迷途”,后来的觉醒,《遗书》中写道:“……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踏出牢门,我依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兄弟的队伍中去……”“……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把遗书趁放风时交给了难友罗广斌(《红岩》作者)

1949年12月27日晚上,重庆山城已能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天快亮了”。而此时,凶手们举起了屠刀。宣灏和文泽一起被刽子手押出白公馆,走向刑场。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敌人的枪响了……。

宣灏倒下了,他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人生的价值。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献身。1950年,他被共和国追认为烈士。他的遗骸长眠在歌乐山烈士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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