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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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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生涯

罗世文,原名世闻,号自元,在重庆读书时改名特生,又名瑟夫,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威远县向义乡观音滩。

父亲罗万隆,以经营盐业为生。在罗世文3岁那年,父亲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被债主告到官府而人狱,病死在狱中。因罗世文非嫡出,母子在家中受到排挤和歧视,所以母亲经常教导他要好好读书,立志成才,争口气,活出个人样子。因生活困难,他11岁时才得以在向义镇花萼小学读书。罗世文自幼读书用功,天性聪慧,老师非常看重他。

红军时期的罗世文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新文化、新思想波及全国,罗世文受到新思潮影响,开始追求进步,反封建,反保守。1920年,他在观音滩组织了十几个人的“读书会”,学习新文化、新思想。这年秋天,他在师友资助下到重庆教会学堂补习英语,1921年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在重庆读书期间,罗世文结识了中国早期革命家吴玉章、肖楚女、杨闇公等,得到他们的启迪和指导。他读了大量宣传民主、进步的书籍,尤其喜欢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进步非常快。1923年,罗世文在学校里秘密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等国家大事,发誓要做一个革命青年,投身到革命中去。这年暑假,罗世文回到家乡威远县观音滩,和弟弟罗世良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把原“读书会”改为“劳动读书会”。组织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向导》、《新青年》、《觉悟》等进步书刊,在家乡传播马列主义。

1924年,罗世文在重庆被组织安排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在肖楚女、杨闇公等革命家领导下积极发展团的组织,在青年中开展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工作。暑假回到家,又同罗世良等人发动佃农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成立了“农协小组”,取得了“看谷减租”的胜利。这时期自发地组织的领导佃农的斗争,增强了罗世文革命的信心,为他后来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积累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1925年,罗世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组织派遣到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为以中国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培养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人才的学校。罗世文在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学说,同时因其俄语成绩突出,被安排任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的翻译和助教。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结束后,罗世文又到德国进修炮科专业。那时德国反共势力嚣张,迫害和打击共产党。罗世文到德国后虽然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但因是从苏联过去的,所以处境也十分危险,只好回到莫斯科,不久奉命回国。

罗世文从苏联回国是1928年秋,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已历时一年多,“清党”高潮未退,全国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党除举行暴动创建的几个根据地外,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均转人地下。罗世文回国后被党安排到中共四川省委(地下)任宣传部秘书。1929年,党又派他去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做兵运工作。经他的组织和发动,第七混成旅在蓬溪举行暴动,攻占了蓬溪县城和营山、渠县等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党代表。蓬溪起义遭到军阀刘湘、刘存厚、田颂尧等反动势力镇压而失败,罗世文重新转入地下。

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被杀,四川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在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省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罗世文临危受命,任新组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央受李立三“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不考虑全国各地具体情况是否允许,指示各地举行武装暴动。罗世文对当时中央的指示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一名党员,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指示精神,参与和领导了四川江津、荣县、威远、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策应,几次暴动均告失败。

1931年,罗世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任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日军侵我东北,全国掀起抗日浪潮。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为了配合红军行动,中共四川省委还领导了川南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和发动了德阳、孝泉等地“兵变”。

1933年10月,罗世文和廖承志一道受中央派遗,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罗世文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高级训练班,罗世文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初步》等理论课程。

1935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他和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抓起来,非法拘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懋功,张国焘拒绝中央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分裂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南下,意图创建川西北根据地,遭到敌军重创。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已重新北上。在整个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过程中,罗世文始终站在正确立场,反对张国焘的做法。他和廖承志等被武装监视随部队行军,重新爬雪山、过草地,几乎丧命。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北上和中央汇合后,在中央直接过问下,罗世文、廖承志才获得自由。在延安,罗世文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参加了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批判和斗争。罗世文被中央安排去任陕北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理论教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根据抗日大局的需要,1938年3月,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领导四川的统战工作,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193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决定分别组建中共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罗世文任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和《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同时应川军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邀请担任二十四军高级军事顾问。

1938年秋,任四川省委临时工委书记时,罗世文秘赴重庆到南方局请示汇报工作,离重庆时他写了《别渝留念》诗两首,其中一首诗中他写道:

从来壮烈不偷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

念年冰蘖励忠负。


诗充分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而抛弃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牺牲的高尚革命情操。

二抢米事件

在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下,成都地区的群众抗战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在“特委”直接领导下由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等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当局黑暗统治的革命刊物深受群众欢迎,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0月又颁发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两份反革命文件。1940年初,特务机关一个打击迫害成都共产党的阴谋出笼了。1940年3月,军统特务头目康泽会同军统川康区区长兼省特委秘书、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与宪兵二团团长周竞人等共同密谋策划了成都“抢米事件”。

3月14日晚上,康泽和张严佛等指挥数百名特务身穿便衣,化装成贫民冲进地方实力派人物潘文华办的设在成都大悲巷的重庆银行。强行打开仓库,把仓库里储存的大米抢出来,故意撒在街上,一边大声呼喊:“银行仓库有米,快来抢啊!”“无产阶级万岁!”“打倒资本家!”等口号,制造是共产党鼓动饥民抢米的假像。不明真相的饥民贫民闻讯,参加了抢米行动。晚上11点,特务见时机成熟,马上指挥武装军警阻住街的两头,开始抓人,当场抓走抢米者100多人。住在这条街的《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听见哄闹,起来看热闹,被当场抓走。第二天早上,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是“共产党鼓动饥民抢米”,并立即叫特务们拟定了一份共产党人名单呈报蒋介石。同时,在成都的报纸上刊登出了《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的文章,给中共加上“破坏抗战”的罪名。在敌人行动之时,我川康特委也在焦家巷召开碰头会,组织部长程子健明确指出:抢米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刻意制造的,其目的是栽赃陷害共产党,是一个大阴谋,和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性质相同。碰头会决定通知一些同志迅速转移隐蔽,以防敌人下毒手。在敌人大逮捕前一天,特委又在机关所在地包家巷召开会议。会上,特委要求罗世文同志紧急转移,但罗世文说:“我是十八集团军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再说我又有二十四军刘文辉的高级军事顾问这块牌子,敌人想必不敢动我,叫其他同志马上转移就行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如果离开,对各方面影响都大,再说也给敌人以口实。”

3月18日,敌人先把朱亚凡以“阴谋暴动”罪公开杀害在新西门外城墙边。当日晚,敌人的大逮捕行动开始了。罗世文在去《新华日报》社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几乎同时,车耀先也被敌人抓走了。这次大逮捕被抓的还有共产党人薛特恩,郭秉彝等10几人。特务头子戴笠见手下阴谋得逞,非常高兴,20日即飞到成都,用军用飞机把罗世文、车耀先、汪导予、郭秉彝4人送去重庆,薛特恩等6人被押到龙泉驿山上活埋了。

罗世文被押到重庆后,军统特务机关立即对他进行严刑审讯,要他承认是“抢米事件”的主谋。但罗世文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一切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手制造的,真正目的是嫁祸给共产党,以达到打击、迫害在成都坚持抗战事业的共产党人的罪恶目的,是破坏抗战,破坏两党团结的罪人。

罗世文等同志被捕后,川康特委急派杨天华去向南方局报告。南方局闻讯,派甘道生急赴成都了解情况,派《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到成都找贺国光交涉,要求放人。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布了《为抢米事件告成都市民书》,明确指出:所谓抢米事件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其目的是破坏国共团结,挑拨两党关系。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敌人制造事端,嫁祸我党的鬼魅技俩。

在和敌人正面交涉的同时,川康特委采取了应急措施。将邹凤平、甘棠等已上敌人黑名单的同志撤回延安。由程子健、于江震、郑伯克等组成新的特委班子。

罗世文和车耀先在重庆被关在望龙门22号特五团看守所,后转押白公馆监狱。戴笠率军统局司法科长余铎、法官李希成、符世兰再次对罗世文、车耀先分别审讯,但罗世文同志以不可反驳的事实揭露了敌人阴谋,对敌人陷害共产党,破坏抗日的罪恶痛加指责。敌人企图在罗世文、车耀先身上找到“突破口”的阴谋失败了,但戴笠仍不死心,他给蒋介石写报告说:“罗、车皆系共产党要人,如能(背叛)为我所用,作用必大,拟将二人长期监禁打磨……。”蒋介石批“可”。1940年底,罗世文、车耀先被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


三高扬旗帜

罗世文被送押息烽集中营后,集中营按照军统局关于凡是共产党人在狱中不许用真名,必须另取名字的规定,被改名张世英,监号289,被关入“忠斋”。“忠斋”是息烽集中营关押“重案犯”的地方,里面关押的大多是中共重要人物或被捕前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涉红”人员。

军统局因罗世文是中共大干部,担心他在狱中的影响会给集中营的管理造成威胁,所以罗世文关进来后,特务们当着其他“犯人”时总是对他客客气气地称他“张先生”,又到处撒布谣言说罗世文答应和他们合作,为他们工作等,企图造成狱中其他“犯人”,特别是中共党员对罗世文不信任,以达到离间的目的。而且宣布每月由集中营发给罗世文200元法币的生活补贴,造成罗世文拿军统的钱为军统做事的假像。

罗世文关押在白公馆时,军统骨干邓文仪曾以老同学身份“探视”,再三劝说罗世文变节自守,遭罗世文的斥责。罗世文被关到息烽集中营后,经常有以邓文仪的名字寄来的营养品、衣物等。是不是邓文仪所寄不得而知,但这做法对罗世文受到狱中党员和难友的怀疑确实产生了坏的影响。在集中营已关了多年的中共秘密党员韩子栋、王品三等开始时确实对罗世文不信任。韩子栋开诚布公地质问罗世文:你说你没有向敌人屈服,敌人为什么每月发钱给你?特务们为啥对你那样客气,叫你张先生?邓文仪是蓝衣社的骨干,我知道他,他为什么经常寄东西给你?罗世文解释说:“军统每月补贴我200元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或者是南方局和军统交涉的结果,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铁的事实,我从来没有领过一分半文。特务叫我张先生是他们给我改的,我还是公开称我叫罗世文。至于邓文仪给我寄东西,邓是我中学时同学,而且到底是不是他寄的还难说,也许是特务机关的诡计,再说寄来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要过,都退回去了。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假的就是假的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加上罗世文坚定的立场和不屈的精神,以及车耀先的解释,同志和难友们对罗世文的误解消除了。

罗世文了解到,息烽集中营内当时关有500多人,其中不少中共党员,仅“忠斋”内就有10几名,其中有些是没有暴露身份的。而且这些党员都是立场坚定、忠于党的好同志。至于个别软骨头、叛徒已被军统放出去了,还关在里面的都是经受住考验的。他认为应该有一个党的组织,去领导狱中党员和团结难友,采取合法手段对敌斗争。他把这个想法和车耀先秘密商量,车耀先也正有这种想法,一拍即合。又和韩子栋等党员交换意见后,大家一致赞成。但是当时集中营主任何子桢是以“屠夫”著称的,对集中营采取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监狱管理模式,“犯人”一天24小时都关在黑牢里,连窗口都用黑纸糊上,每天一次10几分钟放风也只在各监的院子里。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其他监房的党员和难友联系根本不可能。如果仅在“忠斋”内开展斗争,范围太小,得不到其他监房关押的党员、难友支持,作用不大,反而会遭到残酷镇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罗世文经再三考虑后,决定等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党的组织。不久,机会真的到了。

由于息烽集中营主任何子桢的残暴,集中营内生活环境的恶劣,狱中犯人死亡太多,几乎天天有尸体被抬出。一些蒋介石和戴笠认为留着有用的也死了。戴笠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他自己也难以向“老头子”交待,于是戴笠撤了何子桢的职,派周养浩任息烽集中营主任。

周养浩,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毕业于上海政法学院,小有才气,自诩为“儒将”。他接到息烽集中营主任的任命时向戴笠表示,他到息烽集中营后要用“怀柔”手段,采取“攻心”的办法,把息烽集中营办成一所“改造人的思想”的“学校”,要把集中营内“犯人”的思想统一在“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之下。”他要实现息烽集中营除粮食和衣服由上边拨发外,其他开支自给自足。这一切,得到了戴笠的支持。

1941年3月,周养浩带着妻子毛超群到息烽集中营走马上任。刚进营内,毛超群即被狱中恶臭气味熏昏死过去,可见当时环境之恶劣。周养浩在作好一些准备后,10月开始实施他的所谓“狱政革新”。他把“犯人”改称“修养人”,把非共“修养人”中有文化的、关进来前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80多人放出来安排在狱中各单位参加管理,这部份人叫“全修养人”,把在押的400多人安排在狱中所设立的十四个生产单位去从事体力劳动,这些人叫“半修养人”。

周养浩的“狱政革新”使集中营内“修养人”有了接触的机会。罗世文认为时机到了,经和车耀先等党员商量后,立即成立了“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未暴露的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成员有周科征、许晓轩、陈策等,后来又在和其他监房的党员联系上后,不断吸收进支部,支部成员发展到20多人。

“支部”成立后,立即制定:首先是团结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便在形势好转条件成熟时争取出狱。第二是争取阅读书报的权利。第三是坚决同叛徒、变节分子、动摇分子作斗争。第四是尽量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让党了解狱中情况,进行外援或里应外合举行越狱暴动的行动纲领。同时通过在押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黄显声将军是1936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罗世文们不知道,把他当作爱国将领、团结对象)向周养浩提出:一、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打开牢门。二、不许打骂“犯人”三、改善“犯人”伙食。这3条既代表了在押“修养人”的利益,又符合周养浩让犯人参加生产劳动的打算,所以周养浩同意了。

但是在“修养人”参加劳动一事,“支部”内却发生了分歧。陈策等人认为这是敌人要榨取我们的血汗,不同意出去参加劳动。但罗世文认为出去参加劳动有更多的机会和其他“修养人”接触,有利于联系狱中党员和团结难友,对“支部”开展工作和领导斗争有利。再说出去参加劳动有利于锻炼身体,保持体力,以便将来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一些同志对罗世文坚持让大家出去劳动仍不甚理解,甚至有人又重新提出了罗世文是否在为敌人说话,为敌人工作的质疑。面对这种分歧,罗世文再三耐心细致地做不同意见同志的思想工作,在车耀先等支持下,看法基本统一了。

周养浩为了达到他“政策攻心”的目的,在集中营内创办了《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从“修养人”中抽出周科征、刘丕光、韩子栋等人当编辑,发动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和“修养人”都向这两个报刊写稿。编辑中周科征和韩子栋是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后来又增加了宋绮云也是未暴露的中共党员,所以这两个报刊实际被控制在“狱中支部”手中,成为“支部”利用敌人提供的条件作为合法斗争的阵地。

罗世文到息烽集中营不久,身患瘰疠,虽然后来由宋绮云以给小萝卜头治疖子为名,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为他熬制膏药治愈,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加上两脚关节炎严重,行走困难。他是公开的共产党人,不能去作“全修养人”,所以他每天留在“忠斋”读一些报纸,写一些时事文章,以史迷作笔名发表在《复活月刊》上。通过他的文章,让难友们了解了当前世界局势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增强了难友们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有一次,党员陈策拒绝出去参加劳动,被特务毒打。党员许晓轩出面制止,也遭毒打,激起了“修养人”的愤怒。“狱中支部”马上组织全体在押人员绝食抗议。最后周养浩见事态闹大了,怕不好收拾,只好出面道歉,当众杖击惹事特务20军棍,风波才平息了。这件事当时在集中营内被称为“陈策风波”。“狱中支部”领导的斗争又一次胜利了。

1944年中秋节晚上。天上一轮明月照映着山川,罗世文临窗看见皎洁的月亮,想起在远方的老娘和亲人,他们此时也许也在抬头望月,思念下落不明的儿子。“千里共此一轮月”,

一时情之所至,他写了一首五绝:


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

可怜今夜月,两地各凄清。


罗世文就义前的遗书


这首充满思母之情的诗,何尝又不是寄托着他对失去联系多年的党的思念之情。

罗世文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的六年中,由他领导的“狱中支部”始终坚持采取各种方式对敌斗争,是狱中中流砥柱。乃至于后来周养浩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写的供词中不得不承认:“我的狱政革新遭到狱中共产党人的抵制,收效甚微。”

1946年,戴笠丧命,军统局改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息烽集中营奉命撤销。在屠杀一批、释放一些后,7月22日,息烽集中营剩余的72人被转押重庆。押送“犯人”的车队到桐梓县时,因大挢被水冲坏过不去,车队在桐梓兵工厂住了一夜。在桐梓释放了几名外籍在押人员。罗世文写了一封向党汇报息烽集中营情况及在押人员情况的信,交给“小马”(本名古罗里奇,俄共情报员),请他设法交给周恩来。后来这封信几经周折,交到了邓颖超手中。

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都被关在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上旬,毛人凤奉蒋介石令,电令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张严佛,处决罗世文、车耀先。随后又派局司法科行动组长程永铭到重庆监刑。8月18日上午,特务刘振乾拿着两张飞机票到关押罗世文的牢门前对罗、车说:“奉南京电令,送你们二人去南京释放,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动身。”要放何须去南京?罗世文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他把身边的一万多元钱交给宋绮云,留作今后支部有什么行动时的经费。在一本俄文书的封面上写下了遗言:“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尚留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常宁,望你们保重、奋斗!世文。”他把这封遗信交给一位难友,后来由难友放在皮鞋底夹层带出监狱。

不一会,原戴笠的小车司机,原军统局汽车总队队长张秉午和原军统局总务处副处长侯桢祥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牢房,催罗世文、车耀先上车去机场。罗世文、车耀先上车后,车开出约三里地处,特务叫罗世文、车耀先下车。他二人刚下来,特务从背后开了枪,罗世文、车耀先同时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当初的誓言:“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烈士牺牲后,特务马上对遗体拍照,侯桢祥说:“照好一点,照片是要呈报总裁的。”随后,特务马恒桢提来一桶汽油、架上柴浇上油,把两个烈士的遗体和衣被等物一起烧掉了。最后把未烧烬的烈士遗骨就地掩埋。

重庆解放后,军管会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在抓获的特务指认下,挖寻到了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遗骨,在歌乐山修墓合葬。

周恩来亲笔为烈士题写了碑文:


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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