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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

―、少年“刀客”

杨虎城,小名长久,乡里人称之为杨久娃,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后才取了大名杨忠祥,后因感到这个名字缺乏军人气概,又改名为“zhong”(音忠),字虎臣,后来又改“臣”为“城”,1929年因为“zhong”字在《电报号码》及旧《辞源》中均无此字,在发电报时只能分发虎字和冬字来拼,十分不方便,于是弃名不用而以字为名,以后一直用杨虎城这个名字。

1893年11月26日(清光绪十九杨虎城将军出国前在上海照年十月十日),杨虎城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生他和弟弟杨茂三。父亲以农为生,兼作木工活,以资补家用,一家四口勉强维持生活。贫穷苦难的生活使幼时的杨虎城形成了一种“生性叛逆”的刚毅性格,在孩童群中已颇有威信。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一伙逃到西安。地方官府为迎“龙舆”,大肆征粮派差,加上这一年关中地区连遭干旱,本来就已濒临绝境的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一些走投无路的人被迫铤而走险,当起了“刀客”。这些对尚是孩童的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刀客”是西北地区的叫法,相当于其他地方的“侠客”、“剑客”之类。

杨虎城十岁时,父母曾把他送到了一家私塾读书,希望读书能改变他将来的命运。便不久因家庭实在穷困难以供读而不得不中途綴学。13岁时,他到一家小饭铺当童工,干杂活,店家只供两餐而无分文工钱。

1908年5月31日,父亲杨怀福因受“帮会”陷害,被清政府处死刑,绞杀于西安。这年,杨虎城还不满15岁。母弱弟幼,安葬父亲的重担就必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奔走数百里扶灵归葬,其凄惨情景见者无不下泪。灵柩虽然接回家中,但要让父亲人土为安,哪怕最简单的营葬,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加上父亲是官府判杀,是“刑丧”,一些怕事的亲友不敢拢来帮助。这种逆境对于一个成年人都是十分艰难的,何况一个孩子,一个不到15岁的孩子。

好在当时当地有个习惯,一般家境较为贫穷而又有父母在世的人家,会联合起来,如果哪家父母去世,则这些人家各自拿出一点钱,共同出力帮助治丧,因这种民间联盟专为解决办理丧事,所以名曰“孝义会”。杨虎城按照这种方法找了本村七家农户组成了一个“孝义会”,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才算把父亲草草人葬。

父亲虽然安葬了,但弱母幼弟的生活,父亲生前欠下的债务一下全压在他肩上。为了生存,他开始寻求一条反抗的道路。当年农历8月15日,杨虎城在“孝义会”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取名“中秋会”。中秋会这个名字表面上讲是因为成立于中秋节,而暗中还有一层意思。民间传说元朝末年,刘伯温为了推翻元朝统治,曾以送月饼为名,在月饼中夹送写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江湖号令,号召天下豪杰8月15日共同举事反元。杨虎城将这个组织取名“中秋会”,已暗含反清之意。“中秋会”在杨虎城带领下,订立了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共同生死等简单朴素的会规,已初带政治色彩。由于中秋会的作为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组织迅速发展,不久就发展成有数百人的组织。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陕西也随之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中秋会”中青壮年参加了辛亥革命的队伍,被编人秦陇复汉军向枝山的向字营,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并参加了乾州、永寿一带的对清军的作战,击败了清军。但不久,杨虎城看到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了,新的军阀政权照样腐败,统治照样黑暗,农民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他失望了。1913年,他毅然脱下军服,回到家乡,另谋出路。两年多的军旅生涯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初步学会了一些组织,管理方法。他凭借当初“中秋会”的组织力量,重新联合贫苦农民开展抗税、抗债、抗暴斗争。由于中秋会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贫苦农民和贫民利益,所以深得群众拥护和支持。“中秋会”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也日益壮大。作为“中秋会”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杨虎城也深受贫苦民众拥戴,威望日升,但同时也开始受到官府注意。

蒲城县东南乡有一个名叫李桢的秀才,表看斯斯文文,而骨子里却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此人勾结官府,包揽讼词,欺男霸女,占人田产,加上有官府撑腰,更是独霸一方,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受他的压榨,有苦不敢言。1914年夏收后,李桢带着一帮打手到村中逼债打人。杨虎城闻讯后,带领一帮农民和“中秋会”几个会员一起,打死了恶棍李桢。

打死李桢一事轰动一方,官府四处派人缉拿杨虎城及参与者,杨虎城只好带着几个参加打死李桢的青年会员四处流亡。由于他平时深得百姓拥戴,加之这次又是为民除恶,所以他和他的人无论流亡到哪里,当地穷苦百姓都尽力接待,隐藏他们,保护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有人给他们传递消息。他们也不是消极的躲藏而是拿起武器,干一些除暴安良、扶贫济困的“刀客”的事。

有一天,杨虎城得到消息,澄县有一批税款要经蒲城解到西安。杨虎城经过细心策划,带着他的人在蒲城东乡趁黑夜劫夺了这批税款。他用这些买了枪,壮大了队伍。杨虎城的做大使官府更加不安,对他加大了清剿缉拿力度。他只好带着他的人转移到较远一些的同州、朝邑、郃阳一带活动。官府见缉拿无功,又玩起了封建社会“招安”的办法,派人来要收编他的人马为“民团”,当时各地“民团”都是为官府和地主阶级服务的。杨虎城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要求。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云南起事,全国各地革命力量响应,“护国战争”打响。陕西同全国一样,各路革命军事力量高举“护国”大旗,齐声讨袁,进攻袁世凯的爪牙一陕西将军陆建章。这时,杨虎城在大荔、郃阳一带已拥有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在革命党人、老同盟会员井勿幕的影响和说服下,杨虎城率部在朝邑、华阳一带拦击袁军,屡战屡胜,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枪弹药,队伍也壮大了。讨袁胜利后,1916年,作战有功的杨虎城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驻大荔。

二、叱咤风云

护国之役结束后,属北洋军阀段其瑞系统的陈树藩以陕西督军身份掌握了陕西军权。为扩大势力,一方面横征暴敛聚财购枪;一方面大力排除异己,下令缉拿在陕西的同盟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人。李歧山等人逃到杨虎城军中寻求保护,同时策划反陈。陈树藩勒令杨虎城交出李歧山等人,但遭到杨虎城严辞拒绝了。陈树藩不敢和杨虎城动硬,改许给杨虎城1000支步枪,把杨部扩为一个团作为条件,让杨交出这几个同盟会员,但杨虎城拒绝了。从此,杨虎城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深,而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关系日渐密切。

1917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孙中山在广州树旗“护法”,并就任大元帅职,号召全国反抗北洋军阀。陕西以革命党人井勿幕、于右任为首的进步人士组建了“靖国军”,打击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爪牙陈树藩。杨虎城部加人了靖国军,最初编为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后改为第三路第一支队,驻临潼栎阳镇。

陈树藩见靖国军势大,如不镇压下去,终成大患,而自己的武装力量又深感不足,决定借助外力以消灭靖国军。他先是以陕西省省长的位置为条件引进了镇嵩军刘镇华部人陕,联手打击靖国军。这一时期陕西大小战斗不止,异常激烈,杨虎城所部一直在关中一带抗击陈、刘军队,作战十分勇猛也十分艰难。1918年4月,杨虎城以不足千人之军在界方一带与陈军的万余之众交战,与十倍之敌激战六昼夜,终将敌击退,但自己伤亡过半。这一战杨虎城以寡击众,充分显示了杨虎城的英勇顽强和军事指挥才能,深得靖国军将士们的赞许,使他在陕西军中名声大振。

1920年直皖战争后,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在华北及长江流域一带得势,吴佩孚派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取代了陈树藩。这时因奉系张作霖部在积极准备对直系用兵,所以直系对陕西的靖国军不是动以武力而是采取分化瓦解、各个收编的策略。而靖国军方面也因连年战斗,疲惫不堪,后援不足,军需紧缺,加上靖国军原本由各路军事力量联合而成,各部相对独立。为求喘息之机以保存实力,大部分接受了直系改编,靖国军中实力最雄厚的第四路被改编为属北洋政府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吴佩孚派人到杨虎城军中谈判,愿将杨部扩编为一个独立旅,归吴直接指挥,但杨虎城以“保革命人格”为由而谢绝了,他决心把靖国军大旗一直扛到底。靖国军既已瓦解,井勿幕、于右任等处境艰难。杨虎城派人把于右任等接到驻地武功,重组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任命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军司令,其部队扩编为六个营。杨虎城此时又在铁佛寺截获了甘军陆洪涛部从北京领来的一批军火,计有步枪一千多支,子弹60多万发。杨虎城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壮大。

1922年,直系军阀为了消灭杨虎城部,派三万余众进攻杨虎城,杨与数倍于我之敌在武功以东的大王店与直军交战20余日,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终因众寡悬殊,军需无继,伤亡过多而独力难支,于右任向杨虎城提出“为了保存一点西北革命种子”,让部队撤出战斗向西北转移。杨虎城安排人护送于右任由陕南经四川支广州找孙中山请示办法,他自己率部转向陕北,投奔井岳秀部以保存实力。井岳秀是靖国军首领之一的井勿幕的胞兄,驻扎陕北,又因杨虎城是井勿幕的的老部下和挚友,所以对杨虎城的到来十分欢迎。因杨虎城目标太大,为防强敌进攻,井岳秀让杨虎城暂时离开部队,隐居榆林,以待时机。

杨虎城在榆林休养期间,结识了一个后来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重要人物杜斌丞。杜斌丞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回陕后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多年,广结进步人士,传播革命思想。陕西共产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等都曾在该校任教,中共党员刘子丹、谢子长、张德生等都是该校学生。杜斌丞十分看重杨虎城,他曾对井岳秀说:“杨虎城胸怀大志,非池中之物,陕北绝非他久居之地。”打消了井岳秀怕杨虎城久居陕北会动摇他的根基的想法。

经杜斌丞介绍,杨虎城又结识了一重要人物一魏野畴。魏野畴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冬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由李大剑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之一。杨虎城和这位革命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长期交往深谈中,魏野畴向杨虎城讲解了马列主义有关理论学说,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阶级矛盾等。在和魏野畴交往中,杨虎城不但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开拓了视野,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认识,同时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这些对他后来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并长期和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杨虎城派专人到北京参加悼念,并送了挽联。同年5月1日,他还在陕西耀县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孙中山大会,足见他对孙中山这一代伟人的尊崇。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在北京推翻曹锟的北洋直系政府,成立国民军,并迎孙中山北上商议南北合作大事。这时陕西仍在北洋势力手中。井岳秀响应冯玉祥,改自己的部队为陕西国民军,自任总司令,这时的杨虎城在魏野畴等革命家的帮助下,其思想已有了飞跃的进步,对革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本部及井岳秀的一部分部队由陕北南下直逼关中,打败了刘镇华的镇嵩军,在渭北地区站稳了脚。

1925年,刘镇华战败,吴新田任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队的一些军人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发生冲突,开枪打死学生多人,陕西全省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反军阀的“驱吴运动”。运动领导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杨虎城的挚友魏野畴。指挥机关设在杨虎城队防地三原县。

由于群众驱吴运动高涨,加上国民军第三军孙岳率部人陕,吴新田被迫往汉中方向撤退。杨虎城立即率部追击,在歧山、宝鸡重创吴军,缴获枪弹甚多。又在陇县一带击败了甘军孔凡锦部,使国民军孙岳部顺利人陕。

孙岳人陕后任陕西军务督办,以作战功勋卓著,任命杨虎城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冬,孙岳部奉命离陕,杨虎城的第三师仍留在陕西。

杨虎城为培养军队骨干,于1925年7月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招收一批青年和在军队中抽一些青年军人人校培训,任命中共党员魏野畴为该校政治部长,聘请中共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任政治教官。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杨虎城始终保持和共产党人的合作,在他的部队里一直存在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三、坚守孤城

1926年,北洋军阀吴佩孚等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深感恐慌,联合奉系张作霖共同进攻国民军。吴佩孚任命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在豫西聚集镇嵩军旧部及收编红枪会土匪武装,组成一支号称十万的大军西进潼关,进攻陕西的国民军。这时陕西国民军的力量却相当薄弱,原国民军第三军早已离陕,只留下杨虎城的第三师不足万人,国民军第二军李云龙部的第十师和陆军第四师的两个团兵力约5千来人守在西安。

刘镇华一路长驱直人,很快占领了关中地区,直逼西安。这时西安守军李云龙部面对来势汹汹的数万之敌,也感到恐惶,有人主张放弃西安以保存实力,李云龙本人举棋不定。这时杨虎城正在宝鸡一带追击吴新田部。

由于刘镇华的镇嵩军过去在驻陕西时就横征暴敛,纵兵搅民,陕西人民深受其害,加之新收编的红枪会是十足的土匪武装,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陕西人民十分痛恨,所以陕西各界要求抗击刘镇华的呼声很高。面对这种局面,陕西军界各军事将领在三原召开会议,共商讨刘大计。杨虎城回师三原,立即召集魏野畴、李子高、赵寿山等高级干部在三原开会,认真研究和分析了当前局势。他们认为吴佩孚派刘镇华人陕,其目的是肃清西北与广东有联系的革命力量,以扫清后院来保障正面对付广东政府北伐军。为了解除刘镇华军对陕西人民造成的苦难,为了顺应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配合广东政府的北伐,必须打败刘镇华,保住西安。杨虎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驻西安与李云龙一道死守孤城。

1926年4月16日,杨虎城的先头部队从西安北门人城。刘镇华见杨虎城的部队朝西安进发,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驻扎在西安城东北郊的部队猛攻。防守在西安东郊的守军见敌军来势汹猛,纷纷向城内撤退,这时杨虎城的先头部队刚好进城,不及休息,立刻出东门应战,将敌击退。这时刘镇华明白,他等了多天的让李云龙投降,不战而下西安的打算落空了,马上命令部队向西安的南北两个方向运动,对西安实行包围。4月28日,杨虎城率队从三原进人西安,这时西安除西面通三原方向尚在杨虎城控制中外,东、南、北三面已被刘镇华军紧紧包围了。

杨虎城进人西安,稳定了西安战局,坚定了西安军民的守城决心。同时也开始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坚守西安的艰苦历程。因李云龙又名李虎臣。所以后来人们称这段历史为“二虎守西安”。

5月15日,刘镇华军攻占西安西面通咸阳的三桥镇,完成了对西安的四面包围。西安城内完全和外面失去联系,一切交通和通讯都中断了。

西安的形势十分危急。刘镇华率十万之众人陕,虽说必须分一部分兵力于关中其他地方,但用于围困西安的就约7万多人。而西安城内守军只有杨虎城率的5千多人,李云龙部队的不足3千人,卫定一的陆军第四师的两个团2千多人,总共约1万人,敌人7倍于我。在军需装备上,刘镇华有吴佩孚不断补给,阎锡山又给刘镇华一批重炮,而城中守军子弹打一颗少一颗,兵员伤亡一人少一人,均无法得到补充。最为严重的是粮食,西安城中粮食平常靠各县供给,最多储备3个月的粮食。如围城时间一长,城内军民皆会因无食而乱,那将是任何人都难以制止的。杨虎城对这一切十分清楚。好在此时的杨虎城已不是当初只知猛攻猛打的斗士,这几年在杜斌丞、魏野畴等有识之土的帮助下,无论从思想上或指挥才干上都已较为成熟。他懂得如何去面对这艰难的局势,如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城内守军杨虎城部属国民军第三军,李云龙部属国民军第二军,卫定一的两个团属陕西陆军第四师,军队建制属不同的系统,要想守住西安,有效防止敌人从中瓦解,必须加强三个部队的团结和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论实力,杨虎城的军队比李、卫的多,战斗力更强。在解决团结合作、统一指挥问题上,杨虎城表现了极其谦虚与顾全大局的精神。他主动提出,他和李云龙的部队一律取消国民军番号,统一改称陕军,以李云龙为陕军总司令,他自己任副总司令,在建制上李云龙任第一师师长,驻守泾阳的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他自己任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统一了守城军队的指挥权,他又命令自己的部队把从靖国军时就有的大圆帽的红圈取掉,使队伍着装和李、卫的部队一致,此举看似小事,但对增强友军团结,消除系统之间隔亥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杨虎城知道,要想守住西安,单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广大西安民众的支持,所以他在作好团结友军,加强工事,合理布置兵力等方面军事安排的同时,在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的协助下,认真开展了发动民众,加强宣传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安有一个公开的“国民党倶乐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设立的进步组织团体,由共产党员王授金、赵葆华负责,还有当时在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进步组织学生联合会、青年生活社、妇女协会、易俗社等。这些进步组织在宣传教育民众,团结起来支持守军,反对分裂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支持西安坚守起了极大作用。

由于守城军方对社会秩序的注重和合理安排,西安围城期间,城内秩序井然,工商照常开业,学校正常开课。暑假期间外地学生回不了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由西安学生联合会出面,在西安第一中学内成立了“暑期学校”,以安排回不了乡的学生,为一千多滞校学生开设了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等进步课程。此举不但有效配合了西安守城,而且为后来陕西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

西安守城之役,长达8个月,每天都有战斗,枪炮声不绝,由于军民一心,共同御敌,刘镇华的部队始终没有进展。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城内军民的困难也就日趋加剧,尤其是粮食问题,当初没有估计到会被围这么久,城内储粮不足,加上刘镇华军到处杀掠,大批难民逃人西安,增加了粮食供给的困难,开始尚能调配,到后来几乎无粮可调,难以为继了。一切可以食用的动物、植物、皮革、药材渣都搜食殆尽。8个月中,西安城内死亡万余人,其中大多数是饿死的。军队方面,除同样忍饥挨饿外,弹药越打越少,不能补给,人员伤亡日增,伤员缺药救治等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几个月的坚守,杨虎城也身心疲惫,深感难支,但他守城的决心从未动摇。他每天除和高级将领商议守城作战方案还经常到前线亲自指挥,鼓励士气,到民众中去,安抚百姓。他曾公开表示,如西安失守,我将从钟楼上跳下去自杀,绝不降敌。他的与西安共存亡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使西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稳若磐石。

就在西安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候,终于有了转机。从全国形势讲,北伐军胜利推进,吴佩孚节节败退,对西安而言,冯玉祥从苏联回来,在苏联帮助下,1926年9月在绥远省五原县誓师,组成了国民联军,冯玉祥部的国民军第一军归属了国民党,冯率军援陕,策应北伐军。消息传来,西安城内,军心民心振奋,斗志更坚。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孙连仲、吉鸿昌、马鸿逵等部十月初到达陕西兴平。陕西元老于右任也同时随军到达三原,组建了国民军第二、第三联军指挥部,攻击西安以外的其他刘镇华军。10月15日,孙良诚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的陕军同时向成阳地区发动攻击,西安城内已能听到炮声。他们知道援军到了,西安的苦难熬出头了。

11月27日晚上,在内外夹击下,刘镇华军终于支持不住,开始撤退,28日天刚亮,西安军民涌到街上,欢呼雀跃,8个月的艰苦守城终于胜利了。

西安之围解了,但西安城中惨象却瞩目惊心,白骨累累,疮痍满目;繁华的街道成一堆堆瓦砾,伤者待医,死者待埋,生者枯瘦,这些劫后尘埃,都有待清理重整。

冯玉祥到西安后,任于右任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行政上没有设省政府,军政权均由驻陕总部行使。总部虽然设立,但各路军的指挥难以统一,这时他们发现能维持大局,处理西安善后的重要人物杨虎城不见了,特别是从靖国军时与杨虎城就共患难同战斗的于右任和邓宝珊更清楚,没有杨虎城,西安乃致陕西的烂摊子难以收拾。

杨虎城到哪里去了?西安之围虽解,杨虎城也身心疲4,看到满目疮痍的古城,劫后余生的民众,他内心沉痛,深感自己有负陕西民众,于12月初只身秘密离开西安,到富平、三原一带友人家中避居。

12月26日,于右任给杨虎城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如弟不归,我即前来,非碰死在你面前不可……我四万里拼命回来……弟任我老而翻筋斗,心中安耶?否耶?老天助我,杨虎城归来……”

杨虎城接信后,仍闭门不出。1927年1月15日,冯玉祥又亲笔写信促杨虎城速回西安。2月4日于右任又再次致信杨虎城,信中诚恳地写道:……怎样对得起陕西人民?啼饥号寒之声,遍于关内外,三原何乐,竞卧一虎……”。这时杨虎城夫人罗培兰病逝于三原,于右任送鞔联云:“有灵为我促杨虎;多难思君吊木兰”。在于右任真情感召之下,杨虎城终于于1927年2月9日回到西安。

杨虎城与冯玉祥见面后,仍表示自己势单力薄,虽然坚守两安8个月,但军队损失惨重,深感对不起他们,现在总司令(冯玉祥)已莅临西安,大局有人主持,陕西恢复有望,希望能同意让我解甲归田,我的部队交给总司令整编,使之继续为革命效力。

经冯玉祥、于右任等再三劝说挽留,杨虎城才同意就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杨虎城部隶属于冯玉祥。5月,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除第十路军是杨虎城自己的部队外,还指挥庞炳勋、王鸿思、吕秀文的三个军及王金韬等四个师,在徐州、归德一带与直奉联军作战。

四、寻求真理

杨虎城自在榆林时结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深感受益匪浅,直到“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回来被囚禁为止,都和共产党人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友好的合作。西安解围后,他把共产党人魏野畴留在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任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举世震惊的“4·12”事变,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了,冯玉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宁汉合作”,联合反共。冯玉祥首先撤换了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长刘伯坚(中共党员%,遣送苏联顾问回国,命令所属部队进行“清党”,公开逮捕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而杨虎城的第十军不但坚决拒绝冯玉祥的这个“乱命”,有效地保护了军中共产党人,而且真诚地接纳了从白色恐怖中逃出来投奔他的共产党人如南汉裒、蒋听松等,并把他们保护起来。冯玉祥虽说对杨此举不满,但也奈何他不得。他还经常和这些共产党人朋友一块研讨国内大势、第十军的前途等问题。

和直鲁联军大战后,杨虎城部也损失严重,他率部队到太和休整。他一边休整部队,一边对人事上进行调整,他任命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峙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处长等,这些身居要职的都是共产党人。

杨虎城部队于1927年冬移驻皖北。随军到达的共产党人立即着手整顿了军中的中共组织,建立了以魏野畴为书记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笫十军军中许多青年军官是魏野畴在陕西各中学任教时和三民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当初大多接受过魏野畴的进步思想教育,所以党组织发展较为顺利,不久便发展到200多人。党在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进步组织,这些都是得到杨虎城认可的。后来这些栖身第十军军中的共产党人以南汉裒、曾晓渊、魏野畴、蒋听松等为首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归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杨虎城自从与魏野畴、南汉裒接触后,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英勇奋斗的精神表示钦佩。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在西安被困8个月中和他的肝胆相照,患难与共,使杨虎城感怀致深,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部队到达皖北后,他曾向南汉裒等提出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还提出把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直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皖北特委”对杨虎城的进步十分欢迎,魏野畴表示愿意做杨虎城的人党介绍人。魏野畴向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写信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军人,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南汉裒也以特委名义向河南省委报告了杨虎城的人党要求。但是这时我党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左倾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占了上风,把一些同情革命和支持共产党的力量拒之门外。中共河南省委指示皖北特委:目前不能同意接受杨虎城人党的要求。

1928年4日初,在党内盲动思想影响下,皖北特委经河南省委批准在刘集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有杨虎城第十军的一部分,高桂滋49军教导团的一部分共约7个连近千人。他们在刘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不久就受到各路反动势力镇压,暴动失败了。魏野畴带着20几个人突围,在老集被反动武装杀害。

这时在南京的杨虎城得知刘集暴动失败,魏野畴被害的消息,他落下了眼泪。这个消息是他早已预料到但又最怕听到的。因为在皖北特委准备举行暴动前,曾和杨虎城商量过,杨虎城认为现在四周敌强,暴动时机不成熟,表示不赞成。皖北特委也认为杨虎城不是共产党员,参加共产党的暴动不合适。为了解决这个僵局,杨虎城表示可以暂时离开军队,以便“特委”行事,所以他才来到南京的。

加人共产党的希望未获批准,曾一度风雨同舟的挚友遇难,使他精神上难以承受,他十分苦闷。1928年4月,他偕夫人谢葆贞和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东渡日本,以暂时摆脱目前的苦闷和各军政势力对他的拉拢利诱。

在日本,他化名“呼麈”,一边休养,一边反思他走过的路,从中寻找成败的原因。

五、主政陕西

杨虎城出国后,第十军处境十分艰难,曾一度受到一些军政势力的威胁,留守将官们清楚,这支部队要生存下去,没有杨虎城不行,都要求他赶快回到部队,加上这时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已快到公开化的程度。杨虎城这支部队是蒋冯双方都想拉拢争取的。冯玉祥一边发电报促请杨虎城回国,一边命令第十军直接派人去日本接回杨虎城,以巩固和杨的关系。而这时,从未与虎城有过交道的蒋介石也打电报通过驻日本大使馆交给杨虎城,除表示慰问外,也请他早点回国治军。在三方促请下,杨虎城不能再滞留日本了。1928年11月16日,杨虎城回到上海,旋转往南京。

杨虎城到南京后,先去会见了冯玉祥,因为他的第十军属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系统,驻地又在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内,他不可能不去见冯玉祥。冯玉祥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对他坚守西安,有功于国大加赞赏;对前一段时期杨及第十军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时叫杨虎城部队开到胶东,准备剿办刘桂堂、顾震等匪部。

杨虎城在南京没有去见蒋介石,但在他准备离开南京时,何应钦请他去吃饭,先是对他极尽辞令地恭维一番,继而谈到蒋介石如何赏识杨虎城,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继续为国效力等等,还送了他一本密电码,让他以后多和南京方面联系。

杨虎城经泰安回到临沂他的部队驻地。他的归来,上下欢欣,部队重新有了主心骨,因他的离去而群龙无首的分裂局面立刻改观,部队将士更加爱戴他。不久,他的第十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联蒋介石后,其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任师长。经过一段时间整顿,杨虎城部在山东狠狠打击了刘桂堂、顾震、尹士贵等匪部和地方土匪武装,安定了胶东地区。

1929年4月,蒋、冯的矛盾已濒临破裂。冯玉祥已开始着手布置对付蒋介石,他命令杨虎城的暂编第二十一师开到河南布防。从部队从属关系讲,杨虎城部虽然属冯的第二集团军,但冯的第二集团军名义上又属南京中央政府,所以杨虎城在军事上既可受冯指挥,也可以听命于南京政府。杨虎城对冯玉祥的移驻河南的命令没有执行。因为他考虑到蒋、冯矛盾是军政势力之间的矛盾,而当时各势力之问这种今天打明天和的情况太多了,司空见惯。同时他意识到目前在胶东,部队给养等尚不成问题,如到河南,会有许多困难。

原山东匪军张宗昌残部一直在胶济铁路一线活动,听到杨虎城部即将移防的消息,立即活跃起来,各地士绅对此深感恐惶,纷纷要求杨虎城部留下。加上杨虎城对冯玉祥一些作法不赞同,关系也一直不十分融洽,已有脱离冯的打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时的杨虎城算,所以他拒绝了冯玉祥的移防命令。而就在这时候,何应钦给杨虎城发来电报:“胶东匪氛未靖,地方治安可虑”,叫杨虎城部仍驻防原地以维持秩序,并许诺经费、番号等由中央负责解决,请杨虎城到南京作具体商量。杨虎城经弭三权衡之后,到南京会见了何应钦,后又见蒋介石,同意把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杨虎城任师长。从此杨虎城的部队完全脱离了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系统而归到蒋介石序列。

1930年3月,蒋与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新编第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杨虎城率部参加了对冯、阎联军的战斗。在一系列战斗中,杨虎城充分显示出了军事指挥才能,由于他机警果断的指挥和部队的顽强作战,几乎每战必胜,深得蒋介石尝识,在中原大战中,杨虎城的部队扩编为第七军,杨虎城升任军长,不久又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任总指挥。

1930年9月,已打了半年的蒋、冯、阔中原大战对冯、阔联军渐渐不利。9月18日,张学良出兵支持蒋介石,冯、阎联军失败。杨虎城率部追击冯玉祥军到达陕西。蒋介石来电让杨虎城准备组建陕西省政府。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至此,杨虎城及其部队从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转变为一股军政势力,杨虎城正式执掌了陕西政权。这年,杨虎城37岁。

蒋介石对杨虎城的“重用”,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冯玉祥的势力,并利用杨虎城打击冯玉祥,他对杨虎城并不真正的信任和“放心”,所以蒋介石对杨虎城在“重用”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防范和制约措施。杨虎城部进人陕西后,蒋介石以顾祝同为主任设立潼关行营,派嫡系部队黄杰的第二师、陈继明的第三师驻潼关、华阴、华县一带,控制了陕西的咽喉,1933年义以追剿红军为名,派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驻扎甘肃的天水地区,从背面监视杨虎城部队。在军事防范杨虎城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分化和削弱杨虎城的实力。先是蒋介石下令取消了杨虎城三个师中第五十八师的番号,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后来蒋介石又把杨部十七师的四十九旅改编为第五师,开赴河南归刘峙节制,以削弱杨虎城的实力。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又宣布免去杨虎城陕西省主席职务,以邵力子代之。

蒋介石的一系列作法,必然引起杨虎城的不满,杨、蒋矛盾日益尖锐。

六、联共交友

杨虎城执掌陕西后,在有识之士南汉裒等帮助下,通过兴修水利,扶持农商等,使陕西经济很快从战乱中恢复并有所发展,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的削弱陕西实力的手段。

1935年夏,东北军移驻西北,张学良到西安。“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撤人关内,东三省完全落人日本人手中,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黑锅。失去根基的东北军先是奉命在豫、鄂、皖边区“剿匪”,1935年奉命开人陕西,和十七路军一块围剿西北的红军。

在东北军人陕之前,十七路军虽有蒋介石“剿灭陕北红军”的严令,但杨虎城一则多年来在和共产党人交往中一直比较友好,对共产党的主张赞同,二则他也看清了蒋介石用非嫡系的武装“剿共”,其真正用意是使十七路军和红军在交战中两败倶伤,达到他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石二鸟的目的。所以杨虎城一边采取小打、假打装样子,一边寻求和红军的合作。

杨虎城的老友南汉裒1933年离开陕西后,先到日本躲避蒋介石的通缉,回国后在天津中共北方局工作,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发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军队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的号召。南汉震即派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

把一份《八•一宣言》送交杨虎城。

杨虎城看到《八•一宣言》后,完全同意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救国主张,表示愿与共产党接触和合作。他叫申伯纯转告南汉裒,请南汉裒派人来西安具体商议合作办法。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站稳了脚并逐渐打开了局面。中共中央及时地开始了建立西北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一封给杨虎城的信派汪锋专程送到西安。信中邀请杨虎城派人到延安商谈。汪锋同时带给杨虎城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杨虎城对中共这些主张表示赞成。汪锋代表中共中央向杨虎城提出了4点要求:

1、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往来西安的红军干部。

2、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系。

3、十七路军向红军提供军事情报。

4、十七路军向红军输送物资。

这几条,杨虎城表示同意。这时,南汉宸送来中共北方局提出的合作抗日的6项建议,其内容与中共中央4条基本相同,只是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杨虎城对这6项,也表示同意。汪锋在西安一个多月,与杨虎城多次长谈协商,最后双方确定4条:

1、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事先通知对方,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为了巩固和杨虎城的合作关系,中央还从欧洲选派王炳南回

国来做杨虎城的联系工作。王炳南是陕西人,其父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时的领导人之一,很有名望,自靖国军时就曾任杨虎城的高参。王炳南早期参加共产党杨虎城是知道的。王炳南在日本、德国读书的费用都是杨虎城供给,两家关系甚为密切。

王炳南回来后先后在十七路军总部步兵训练班、军官训练大队、教导营等担任教官。

在和中共秘密合作后,杨虎城还要考虑的是和东北军的关系如何处的问题。杨虎城希望能和东北军共存共处,使东北军不致于危害十七路军,同时,如果要进一步联共反蒋,如得不到东北军张学良的合作,会增加许多困难。因此杨虎城对张学良采取主动联系,增进友谊的办法。他首先设立了一个交际处,任命申伯纯为处长,主要负责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联系工作。在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会上,杨虎城多次对部下谈张学良失去东北是替蒋介石背黑锅,他现在仍是流落关内各处的东北军和东北民众的领袖;他在东北军和东北民众中仍有很高威望,我们必须尊重他。杨虎城还不断告诫部队要对东北军友好相待,不可歧视。有一次他得知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汇到,给养困难,他立即暂停十七路军的经费,先拨给王以哲部使用。由于杨虎城的主动亲善,以友相待,张、杨之间关系日密,情谊日深,两军从高层将领到低层士兵都能融和相处。

七、西安事变

红军的力量越剿越大,张、杨两军友善相处,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他原来的打算是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在“剿共”中和红军两败倶伤,既可消灭红军,又削弱了这两支非嫡系的地方军事势力。他预计张学良的东北军到西北后,与杨虎城必然出现二雄不并立,两军水火难容的局面,无论以上两方面中任何一种情形出现对他都是有利的,他大可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而眼前的西北局势使他坐不稳了。

“西安事变”指挥部

1936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30余万人的兵力开赴两北,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为前方“督剿”,樊嵩甫为总预备队司令,并下令扩修西安机场,派来100多架军用飞机。准备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一切布置妥当,蒋介石满怀必胜之心于1936年12月4日飞到西安,亲自督阵,大有不灭红军誓不还的样子。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如果得逞,不但红军命运可虑,张、杨两军也将被“卸磨杀驴”,用心可谓险恶。

在蒋介石亲临西安之前的11月27日,张学良曾上书蒋介石,请求让东北军援绥抗日,遭到拒绝。蒋介石到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分别多次去见蒋介石,委婉劝告,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抗日。但蒋介石不但不同意,反而对张、杨大加训斥,甚至说即是你们用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12月10日,张学良再次去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对蒋介石苦谏,但蒋介石仍坚持一意孤行。张学良绝望了。

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城,和杨虎城交换了意见,认为对蒋无论怎样苦劝都已无用了。这时摆在张、杨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听蒋之令去剿红军,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已与红军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如果向红军开战,无疑是两败倶伤,亲者痛仇者快。二是率部离开,让蒋介石去打红军,抽身事外,但这样做如果红军被消灭,蒋介石又岂能放过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等蒋喘过气来,势必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下杀手。这两种选择无论于国家、民族还是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有害无益的。剩下的只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举行兵谏,逼蒋抗日。但这样做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弄不好对任何一方都是一种灾难。

张、杨两将军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可能会支持或响应,但远水难救近火,没实际意义;山西的阎锡山可能会中立,隔岸观火;中央军分驻在潼关外至郑州一线,还不能立即向西安进攻。只要布置得当,兵谏有望成功。于是张、杨立即着了如下兵力布置: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作好准备,事发后迅速包围刚人驻咸阳的中央军第十三师,派十七路军四十三师占据潼关,阻止中央军西进。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集中在西安周围。商请红军派一支队伍进人商雒地区,以保潼关右翼不受攻击。派一支部队进至西、兰公路,以阻胡宗南等部,不使其威胁西安。驻兰州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迅速解除兰州中央军武装,以确保西、兰公路一带安全。这样一来,两军加上红军部分支持部队共有20多万人,北面是苏区,南面是秦岭为天然屏障,西面有东北军五十一军和红军部队,东面只要守住潼关,又有黄河天险。一旦扣蒋后,南京政府如果对西安用兵就不大容易。以上是军事方面安排。从政治上考虑,事件爆发后可能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作好以上布置和认真分析了成功的可能性后,张、杨两军最后下了决心,干!

扣蒋介石的任务原先打算由十七路军特务营担任,但考虑到蒋介石住地临潼的外围警戒是东北军担任,所以改由东北军负责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火车站、机场等处蒋军的武装和扣留飞机、飞行员和西安城内南京的要员。12月9日到10日,十七路军派部队连续两夜在西安作夜间军事演习,一方面麻痹蒋军,一方面运动部队逐步进人指定位置。11日,一切准备就绪。

过去杨虎城和中共红军达成合作协定虽说是十分保密,但他身边的几个要员是知道的,这次行动除他和张学良二人外,事前根本无人知道。11日晚上9点,杨虎城召见了他的心腹大将孙蔚如、赵寿山和孔从洲,向他们宣布说,蒋介石坚持内战,一意孤行,这次大举进行“剿共”实际上也是要消灭我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已和张副司令(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商量好了,决心要干,把蒋介石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孙、赵、孔三人虽然感到意外和惊讶,但一则杨虎城在军中威望极高,将士们都拥戴他,听从他,二则此举关系到军队的存亡,所以他们都表示坚决听杨虎城的。于是杨虎城命令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对西安城内蒋军解除武装,控制火车站、飞机场、扣押南京大员等任务。孙蔚如立即把十七路军驻陕北及外县兵力召集向西安集结。杨虎城亲自指挥已到达指定位置的十七路军各部按原计划坚守防地,以防中央军的进攻。如果中央军一旦从任何方向发动进攻,都必须拼死抵抗。

11日晚11时,张学良率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10余人进人杨虎城设在新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开始准备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安排是12日凌晨3时布置完毕,各行动部队全部到达预定位置准备行动,3时打响,8点结束战斗,10时全城恢复秩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负责捉蒋的刘多荃、白凤翔指挥卫队团已把蒋介石住处华清池完全包围,卫队团团长孙铭久率人趁天还未明摸进华清池后,被蒋介石卫队发现,开枪制止,东北军开枪还击,蒋介石的卫士们听到枪声,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打死了。

蒋介石听到枪响,情知有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惊惶失措地逃出房间,从东面翻过围墙逃出去,翻过围墙时摔伤了腰,鞋也掉了一只。捉蒋部队进人蒋介石卧室,发现没有人,蒋介石的外衣还在,假牙泡在杯子里,说明蒋介石是住这间屋,用手摸床,尚有余温,说明刚离开不久。白凤翔急忙给杨虎城打电话说华清池已全占领,但没找到蒋介石。杨、张一听,大吃一惊,如果蒋介石跑脱,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张学良急令白凤翔查汽车,白凤翔回答汽车全部在,蒋介石的座车也还在。杨虎城说据我判断,跑不远,在周围搜寻。

蒋介石这时和秘书肖乃华逃出住处躲在虎畔石后边。捉蒋部队搜寻到虎畔石附近时,肖乃华听见有人来,伸出头探望被一枪打死。蒋介石知道已无处躲藏,举着双手大声喊,别开枪,我在这里。白凤翔和孙铭久走过去,见蒋介石只穿着一件睡衣和一只鞋,脸色苍白,全身发抖,曲蜷在石后。开始蒋介石以为捉他的是红军,当他问清来捉他的是东北军后,稍为松了口气,死赖着不走。白凤翔把军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由孙铭久背着他下了山,把蒋介石硬塞进汽车,朝西安城开去。

这时,十七路军各部已根据杨虎城命令,在赵寿山指挥下把蒋军在西安各处的部队、交警总队、特务队等全部解除了武装,南京来的大员们也被如数扣押,机场、火车站等已完全控制。在十七路军的部队扣押南京大员的同时,十七路军科长庞志杰(中共党员)率执法队把平时已掌握的几十个国民党特务逮捕,防止他们制造混乱。

张、杨接到临潼方面已捉住蒋介石后,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两军的高级将领,由张学良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捉起来了。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得负责。”杨、张立即安排赶快研究起草有关文件、通电,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他们马上派人来。军事上组成一个参谋团,协调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政治上组成一个设计委员会,以应对全国各方面情况和联络工作。

12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在白凤翔、孙铭久等押送下到了西安,被送进事前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看守起来。

上午10时许,中共党员宋绮云任社长兼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首发了张、杨兵谏,蒋介石被捉的《号外》,紧接着,西安各报纷纷发表蒋介石被捉的消息。西安街头挤满人群,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一股股游行队伍,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12月12日,杨虎城、张学良联合通电全国,向全国提出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8项主张,实际就是“西安事变”的政治纲领。在起草这8条时,经过了认真思考和斟酌,顾及到了全国各地区各军政势力的接受程度。所以在“主张”中用了“救国”二字而没有明确写人“抗日”二字;写了“停止一切内战”和“容纳各党各派”而没有明确写“联共”和“停止剿共”;为防止事后反动派给张、杨戴上“红帽子”而加上“遵行总理遗嘱”等。

“西安事变”(时称双十二事变)通电发出后,全国人民表示欢迎和支持,各政治军事势力则有表示支持的,有表示理解和同情的,有表示中立的,当然也有反对的。

“西安事变”在国际上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纷纷根据其在华利益作不同反应。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政府立即陷人一片混乱。12日当晚,国民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商量办法。南京政府内则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

主战派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并得到一些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的嫡系支持,主张进攻西安,讨伐张、杨。一些黄埔系的军官甚致提出要血洗西安,并拥戴何应钦代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的海陆空军总司令。

主和派则是以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派为首的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政治势力,他们主张“事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如果动武,必然会使蒋介石速死,“事变”当天,孔祥熙即致电张学良,表示张、杨的主张可以委婉相商,只要有利于国,蒋介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并希望一定要保障蒋介石的安全。13日宋美龄、孔祥熙从南京去上海,请出英国人端纳于14日飞往西安。此前,宋美龄以蒋夫人身份召集在京黄埔军人,要求他们不要力主讨伐,以免激化事端。抗日派的李烈钩、冯玉祥等公开表示应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主战派临时占了上风。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1、由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2、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3、推于佑任宣慰西北军民。同时发布了讨伐令。

12月17日,何应钦迫不及待地通电宣布就职。南京政府的飞机轰炸了陕西的三原、渭南等地,大量中央军集结潼关,进攻华阳、华县。一时战云密布,烽烟顿起。

“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中央收到张、杨来电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首先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表示支持张、杨,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去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各代表一方组成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参与参谋团的工作负责军事方面,同时主持西安党的工作。

12月17日,张学良派他的专机到延安接周恩来等人到西安。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恳谈,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避免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详细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建议明确表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以争取多数支持,稳定局势,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已达成逼蒋接受联合抗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识时,红军部队大部南下策应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在军事上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

12月14日下午,一架飞机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丢下个邮筒,写明张学良收。信是英国人端纳写的。端纳是澳大利亚籍英国人,在华近三十年,是一个中国通,“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下野出国时他也随行。后来他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他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宋美龄请他出面找张学良从中沟通。张学良看信后表示欢迎端纳到来,并按端纳的要求在机场燃了堆火,作为同意飞机降落的信号。

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亲笔信,一封给张学良,一封给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希望张学良顾及和蒋介石的公、私两方面关系,顾全国家大局。在给蒋介石的信中除宽慰和表示自己必要时亲来西安以求解决外,还特地附了一句“南京的情况戏中有戏”暗示蒋介石南京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12月15日,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去洛阳,与宋美龄电话交谈后.16日又飞到西安,向张、杨两将军转告了南京政府已下讨伐令,何应钦正积极准备军事进攻西安的情况,为了蒋介石的安全,请张、杨同意让蒋介石下一道让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12月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19日)前可以回南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战事暂时停止了。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西安,与西安方面商量释蒋的事宜。

南京要来人谈判,这是周恩来预料到了的,他和张、杨已经就如何与南京方面谈作好了准备。蒋介石对双方谈判提出了他不出面,由宋氏兄妹出面代表他谈;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施。西安方面同意了他的要求。12月24日,经过两天的谈判后,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由中共、张、杨联成的三位一体达成了六项: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蒋介石认可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蒋介石的“六项承诺”。但因蒋介石只“以人格担保”而不签字,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西安三方面意见不统一。张学良在宋氏兄妹说服下,相信蒋介石会信守“承诺”,他同意立即释放蒋介石,并表示将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杨虎城则对蒋并不相信,他要蒋介石在“承诺”文件上签字,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他更是坚决反对,他知道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是无人可取代的,只有张学良在,东北军才是一个完整的实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就会对蒋介石产生威慑。如果蒋介石回南京后食言翻脸,对西北三位一体几十万军队他能不有所顾忌?中共代表周恩来方面的看法与杨虎城相同,认为贸然放蒋不妥,蒋介石完全可能对“承诺”不认帐;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太危险。但张学良在宋氏兄妹再三担保和说服下,没有听周恩来和杨虎城的劝告。

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听说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飞机场,大吃一惊,立即驱车赶去机场。可惜晚了一步,飞机已经升空了。周恩来长叹一声,但已无可奈何。

张学良此去,正如周恩来和杨虎城所担心的那样,再也没能回到东北军中,开始了几乎整个下半生的痛苦囚禁生涯,造成终身遗恨。东北军也被蒋介石采取各种手段而遭瓦解。

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后,立即着手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开始撤离的中央军又复西进,调动卫立煌、黄杰、冯钦哉等形成对西安的三面夹击。

八、释权出国

在蒋介石重兵威胁西安时,西安的“三位一体”也开始出现危机,先是东北军内发生内乱。因张学良的被囚,东北军内部在战与和方面发生矛盾,一批情绪激烈的少壮军官枪杀了军长王以哲,进一步激化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北军分裂瓦解。

杨虎城在张学良被囚后,多次强烈电告南京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中共方面也多方设法营求,但终无结果。

随着东北军的分裂瓦解,十七路军处境也日趋艰难。不久,蒋介石下命把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缩编为两个师,撤销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以削弱杨虎城的实力。1937年3月,蒋介石通过顾祝同叫杨虎城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3月18日,杨虎城去杭州两次见了蒋介石。第一次见蒋时,蒋除责骂张学良,指责杨虎城不该跟张学良走外,没什么具体内容。第二次见蒋时,蒋介石对杨虎城说“事变”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继续任职会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考察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

杨虎城从杭州回到陕西后,召集十七路军团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他将辞职出国的事,要求大家都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努力。4月16日,蒋介石又来电催杨虎城离陕出国。5月初,宋子文又几次来电转告杨虎城,催他出国。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赵寿山、孙蔚如、孔从洲等发电报给蒋介石,请求让杨虎城暂缓出行,但遭蒋介石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只好准备动身了。十七路军的军官们大多劝杨虎城不要离开军队,有人提出让杨虎城住到耀县的药王山,紧靠苏区与蒋对抗。但杨虎城表示,举行兵谏是为了实现统一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只要能实现全国统一抗日,我个人牺牲是值得的。

1937年5月27日上午,杨虎城离开西安飞上海。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部队和西安各救亡团体、西安学生在飞机场集中,举行了极为壮观的盛大送别仪式,充分表现了西安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杨虎城的爱戴。

杨虎城到达上海后,因等待办理出国手续在上海住了一些时间,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指令。在杨虎城出国前夕,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官赵寿山、孔从洲等都到上海送行。他就部队的前途向他们作了最后指示。接着杨虎城又对赵寿山等人说,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捉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不可能打内战了,“停止内战”这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救亡抗战”那一半我能不能亲自参加就难说了。主要依靠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不然就会被蒋介石肢解消灭。你们要力争部队参加抗日,只要在战场上有好成绩,人民就会支持你们。杨虎城还对他们说,我自靖国军失败后开始和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以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在皖北时和共产党合作。192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又使我感到了希望,毛泽东派汪锋来找我后,我又和共产党有了合作协议,“双十二事变”中,共产党和我们真诚合作,对我们支持是大的。你们过去和魏野畴,南汉裒他们也熟,王炳南、阎搂要等现在还在部队中,要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的部队现在的处境是北边滿区)是朋友,南边(西安中央军)是冤家。到蒋介石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你们好自为之。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贞,次子杨拯中及随员,翻译等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前往美国。7月1日、2日,船经过日本的神户,横滨时,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神户新闻》等报的记者要求见杨虎城,杨虎城均以病推脱,谢绝了。由随员亢心栽代为接见,回答了记者一些提问。7月2日晚上,轮船离开日本驶向美国,7月8日,杨虎城在轮船上得到“七•七”事变消息。杨虎城立即发电给宋子文询问战事情况。宋子文回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9日,船抵夏威夷,杨虎城在中国驻夏威夷总领事陪同下参观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同时了解到了“卢沟桥事变”的真相。他立即向宋子文发报:“…….日寇进逼,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宋子文回电报说以目前形势观之,请稍缓返国。7月16日,杨虎城直接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参战,还分别致电宋子文、于佑任、邵力子等,请他们从中帮助让蒋介石同意他回国抗战。不久,收到蒋介石回电答复,要他“继续考察”。7月14日,轮船抵达旧金山。在旧金山居住着许多爱国华侨,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抗战事业,华侨抗日会邀请他发表谈话,杨虎城发表了一篇书面《谈话》。《谈话》中

他指出日本企图武力征服中国,中国政府已忍无可忍,只有奋力抗战。并明确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样能置身事外,留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滞留美国期间,先后在华盛顿、纽约等城市和华侨团体广泛接触,大力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华侨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支持与同情。致公堂、纽约安民工会等民间团体都设宴招待杨虎城。

8月4日,杨虎城乘法轮“诺曼第”号离美去英国,这时他接到宋子文电报:“大战即将开始”。8月11日,杨虎城到法国巴黎,中华民国抗日救国会、亚洲华工同盟等10多个华侨团体到车站迎接。他在巴黎拜会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会见了在法的抗战名将方振武等。8月13日,杨虎城接到宋子文电报称上海、华北已发生激战。”第二天,方振武来见杨虎城,告诉杨他日内将归国参战。这些,更加强了杨虎城回国抗战的决心。

8月28日,杨虎城到柏林,与留德学生中的抗日救亡联合会举行了三次秘密合谈,交换了对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的看法。

杨虎城东行本想交涉从苏联境内回国。有人向他建议:因蒋介石不同意他回去,如果从海路归国,怕蒋介石对他不利。不如去苏联参观,然后从苏联直接回到西北,这样即使蒋介石不满,也拿他没法。中共旅法支部曾派人到莫斯科为杨虎城联系,但没有结果。8月20日,杨虎城又派随员亢心栽向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人境签证,苏联使馆回答此事必须请示莫斯科。在柏林时,杨虎城两次到苏联驻德使馆询问,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布拉格,杨虎城又请中国驻捷公使去电报给中国驻苏大使,请求协助和苏联交涉,但一直无结果。无奈杨虎城只好又返回巴黎。9月25日,杨虎城出席了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大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在巴黎,他看到一封中国驻苏大使发给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钩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杨虎城明白,想借道苏联回国的打算落空了。杨虎城决定不管蒋介石同不同意,立即回国。

在欧洲的一些原十七路军的人士劝杨虎城暂不要回国,宜多在外住一些时间,看看形势的发展,征询一下国内有关方面意见,如贸然回去,怕蒋介石对他不利。但杨虎城决心已定,他说:“我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们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10月22日,杨虎城给宋子文发了一封电报,对宋子文几个月来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赫感谢。23日,他又分别给蒋介石、于佑任、孙蔚如发去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回国的决定和行期。10月29日,杨虎城偕谢葆贞、杨拯中及随员从法国马赛乘法轮“哲利波”号启程回国。

九、身险牢笼

11月26日,杨虎城乘坐的“哲利波”号轮船抵达香港,在码头上欢迎的有在香港的友人,十七路军专程赶来接他的部下,香港的爱国团体和人士等。但杨虎城万万没料到,欢迎人群中已有蒋国光,杨彬等几名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蒋介石已经为他布下了陷阱。

27日,杨虎城出席了同济中学的欢迎会,发表了激昂的抗日救国演讲。

杨虎城香港滞留了4天,这几天中他去拜访了何东爵士、陈其尤等要人。十七路军派王菊人、王根僧等数人到香港接他,王炳南、宋子文也专程到香港会晤杨虎城。28日,宋子文转告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嘱至南昌相见”。这时王菊人等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在杨虎城周围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出现,说是“奉命保卫”。王菊人劝杨虎城多在香港留几天观察一下动静。但杨虎城说:“我和汉卿发动“事变”就是为抗日救国,现在抗战已爆发,我没有理由留在香

港,我已回电蒋介石,明天动身去见他。”

1937年11月30日上午,杨虎城应戴笠之约先飞长沙,然后一起去南昌见蒋介石。12月2日谢葆贞带着杨拯中和杨的随员飞回西安。杨虎城带着王根僧在戴笠“陪同”下到了南昌,这时他才知一切都是个骗局,蒋介石根本不在南昌;等着他的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头目李家杰带领的几十个便衣特务。杨虎城随即失去了自由。

谢葆贞回到西北,不久即传来杨虎城被蒋介石囚禁的消息。十七路军上下异常悲愤,纷纷要求蒋介石放杨虎城回来领导他们抗日,但蒋介石根本不理睬。谢葆贞表示生死不离杨虎城左右。1938年1月14日,谢葆贞把拯美、拯英等四个女儿托付给母亲后,自己带着儿子拯中在副官阎继明、待卫张醒民陪同下,不顾生死,赶到南昌去见杨虎城。她们一到南昌,也随即被囚禁。

杨虎城被囚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里。这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里面是李家杰带领的30多个便衣特务,外面是外层警戒的宪兵中队。防范非常严紧。

1938年春,南京沧陷,5月,日机轰炸南昌,蒋介石命令戴笠用专列经株洲把杨虎城转移到长沙,囚禁在长沙朱家花园。不久,又转押到湖南益阳,囚禁在军统设在桃花坪的临时监狱附近的罗坪村胡家大院里。(桃花坪临时监狱关押的就是从南京新监转移到武汉、长沙到益阳,后来转人贵州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谢葆贞、杨拯中和阎继明、张醒民也被送押到这里。分别了近半年的一家人相聚了,这时杨虎城才知道妻儿已落人虎口。一天夜里,临时监狱杀害了20多名政治犯。杨虎城听到枪声,抱着拯中说我死了谁来照顾你。”在益阳被囚禁4个月后,杨虎城一家被朝贵州转移。9月底,车队到达贵阳,杨虎城一家被关押在贵阳南明警察第五分局内。

1938年10月5日上午8时许,押送杨虎城一家的车队从贵阳出发,朝息烽开去。在息烽一关就是8年。

十、息烽八年

这时的息烽已是军统除重庆外的大巢穴。军统派大特务中将胡靖安任军统驻息办事处主任。在息烽设立了第二电讯总台、特训班等16个军统机构,当时才2000多人的息烽县城,军统的军、警、宪、特就驻扎了15000多人。

军统在距息烽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猫硐圈地80多亩,征用了圈内的刘氏地主庄园和一些民房,建成“息烽新监”,即息烽集中营。新修的监房和围墙等设施尚未完全竣工,已到达息烽的南京新监转移过来的政治犯们被暂时关押在县城内强行征用的息烽两级小学内。

1938年10月5日中午11时许,押送杨虎城一家的车队到达息烽。因杨虎城目标太大,关在县城里肯定不行,被押到阳朗坝尚未完全竣工的息烽集中营南侧围墙内一栋征用来的4列3间两层民房内关押,杨虎城一家住左面一间,其余两间及楼上住着便衣特务队,宪兵驻扎周围。被征派来施工的民夫们远远看见这戒备森严的房子,半步也不敢靠近。

1939年春末,戴笠到息烽视察息烽集中营时,认为杨虎城一家关押处离川黔公路才几十米,太近,不安全,再说杨虎城和几百政治犯关同一个集中营内,目标太大,管理不便,决定另外择址单独关押。在息烽县县长、军统少将邓匡元协助下,选中了距县城8公里、小路约5公里左右的玄天洞作为杨虎城一家的单独囚禁处。

玄天洞是息烽境内南望山脉中的一个天然岩洞,四周是未经采伐过的原始森林,洞前方正对一座大山,两山中形成一个峡谷,谷内一小溪,溪水清澈,四季常流。山上时有野兽出没,常有野鸡等禽鸟鸣叫。洞口距山下峡底高差130余米,原是毛石小路上去,现在已修成石台阶570多步,曲径到洞口。

玄天洞从远处看,象山张着的一张嘴,在洞内看,似一口反扣着的铁锅。洞口有一棵500余树龄的古樟树,似华盖,枝叶繁茂。明朝末年,四川道人月天云游至此,看见此洞,认为是修仙炼道的好地方,便不再离去。出钱请山中住户在洞内修了两间木房,因无需防雨,只防尘埃,所以只用树皮盖顶,取名木皮庵。道人在洞内供奉玄帝。玄帝是道家祖师之一,被尊为玄武大帝,明朝时因避朱元璋祖父的讳,改称真武大帝。月天来此时已是清初,不再避讳,仍称玄武大帝,洞因此得名玄天洞。玄天洞内面积3400多平方米,清乾隆年间,地方人士集资重修,后经不断扩建,到民国初,洞内已有玉皇殿、三官殿、上殿、下殿等房屋30多间。洞底有一股小山泉,用竹笕引人厨房,可日供数百人饮用。山门上有一副对联:“玄机活泼;天理自然。”横批:“玄天古洞”。洞内三道石堡坎,石坎上细刻着花鸟图案和各种神仙故事的深浮雕,所雕人物大小盈尺,形象生动逼真,是难得的石刻珍品。洞内供有道家祖师真武大帝、李老君、邱祖(处机)、玉皇,金刚等神象数十尊。距玄天洞300米处另有一溶洞,洞深300余米,洞内有一钟乳石似一坐地老妇,人们把它尊为地母,洞名为地母洞,洞前修了一座庙,名地母庙。从清初到民国时期,玄天洞一直香火兴旺,香客不断,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慕名来游玩,有的还在洞口上方题字刻石,现在这些摩崖石刻保存完好。因来的游人香客从峡底向上爬,坡陡路窄,加上从县城来步行10余里山路后已十分疲劳,需要一个先歇歇脚的地方。后来人们在洞下峡底义修了一座长五问带厢房的寺庙,内供“三清”,所以名三清宫。三清宫在玄天洞脚下,人们习惯称之为“踏脚寺”。

1939年夏初,军统把这里选作杨虎城一家囚禁处后,赶走了寺内道士、道姑,一时香火熄灭,游人断绝,取代的是几百名军、警、宪、特和如林刀枪。杨虎城一家被送押到玄天洞,关在洞内右侧一栋长三间的木屋内。李家杰带的30余名尉官以上军统特务组成的便衣特务队就驻扎紧靠这间屋的正殿厢房内,宪兵队队部设在左厢房,部队驻扎山下踏脚寺。特务二团的一个连分驻玄天洞四周的大房子、老厂和距县城不到1公里的大垭口等至高点。在四山修了4个碉堡,控制周围5公里以上地带。只为了囚禁杨虎城一家,军统在玄天洞就布置了三种武装280多人,其警戒程度之森严可见。

由于军警武装完全控制了半径5公里范围,在范围内少有的几户农民又都是些老实怕事的庄稼人。所以杨虎城一家可以在玄天洞四周走动,当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几个便衣特务“陪同”。他特别喜欢到距洞口不远的农民赵树云家去坐坐,特别是冬天。玄天洞的冬天特别冷,县城一带还在气温10度左右时,玄天洞已是冰雪封山了。这种时候杨虎城最喜欢到赵树云家去和赵树云闲话,听赵树云说息烽当地的风俗人情、传说故事,杨虎城也给赵树云讲一些西北风土人情,但绝不谈他自己。主客在木柴火边坐着,饮土罐子烧泡的苦丁茶,在炭灰中烧几个红薯、洋芋,边吃边摆谈。只有这时在这个忠厚的农民朋友面前,杨虎城才可暂时忘却心中的苦闷和烦恼。晚上是绝对不允许出去的。他就点着油灯看书。

杨虎城在玄天洞总是寡言少语。特务二团团长张止戈常来看他,两个军人还可以勉强说上儿句,但当张止戈谈到当年“二虎”守西安时,杨虎城就不开腔了。往事确实不堪回首啊!

贵州的空气比西北地区潮湿得多,洞内更加湿润,这对生长在西北地区的杨虎城特别不利。他和谢葆贞都经常生病。经多次和军统交涉,军统驻息烽办事处主任胡靖安报戴笠同意,由杨虎城自己出钱在新洞地母庙傍修了一栋三列两间木架房作为自己的囚室,杨虎城一家搬到新洞囚室后,李家杰的30多名便衣特务也随之搬过去,驻扎地母庙内。

1941年,杨虎城的小女儿在玄天洞出生了,因生在贵州,所以取名拯贵。小女儿的出生,并没有能给杨虎城一家带来欢悦,反到增添了愁苦。看着一到人间便成囚徒的女儿,杨虎城心中说不出的酸楚。因为谢葆贞营养严重不良,没有奶水给拯贵吃,小生命一天哭到黑,一天天瘦弱下去,最后连哭声都无力了。杨虎城夫妇心如刀割,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总不能让这个幼小的生命不幸来到人间又不幸离去啊!经交涉,从离玄天洞3公里的河坎寨请来一个奶妈喂养小拯贵。奶妈叫吴清珍,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她除了哺乳小拯贵外,还主动承担了杨虎城一家的家务活。小拯贵有了奶吃,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脸色也开始红润,慢慢会笑了,这给身处逆境的杨虎城一家带来了少许愉快。

杨虎城时常站在玄天洞口眺望远方,但除层层青山外,什么也没有,凝望西北方,数千里外的陕西如今是什么样子?有一次几架日本飞机飞过上空(日本飞机曾几次欲炸息烽,因息烽地小隐蔽,飞机不能确定目标而没能轰炸%,杨虎城长叹几声,对身边特务说:“你们不去打日本,在这里守着我干什么?”

特务头子戴笠在息烽有一处公馆(旧址即现息烽县人武部处%,每年他都要来息烽一两次。有时戴笠也坐滑竿上山去说是看杨虎城,实际是检查对杨虎城的警戒防备。有一次戴笠来了,杨虎城气愤地对戴笠说:“你回去转告蒋某人,要么放我出去抗日,我是军人,我宁愿死在战场上;要么干脆把我杀了算了。”

特务们知道谢葆贞是中共党员,所以对她特别凶狠和无礼,谢葆贞忍无可忍,大骂特务,有一次她愤怒地将便桶朝特务队长李家杰泼去,弄得李家杰一身污臭。李家杰大怒,要把她隔离开。谢葆贞被送回老洞囚禁,杨虎城一家被强行分开了,从此杨虎城的日子更加孤独和寂寞。奶妈也带着拯贵住到老洞去了,杨虎城和拯中的生活也无人照料,煮生吃生、煮熟吃熟,父子度日如年。好心的赵树云非常同情和关心艰难度日的杨虎城父子,有时送一点小菜或自家薰的干腊肉或自己煮的渣豆腐(贵州农村一种小菜,把黄豆磨成浆后不滤渣,直接和青菜一块煮成)给杨虎城父子吃。

1942年夏天,戴笠又上山来了。杨虎城再三要求换走无人道的李家杰,戴笠看到杨虎城一家生活实在太不成样子,杨虎城的身体状况也实在太差,怕万一有个好歹他也难以向“老头子”交待,便下命撤换了李家杰,改派龚国彦任特务队队长。龚国彦是浙江人,是戴笠办的浙江特训班的毕业生,对戴笠绝对忠实可靠。又任命特务队医官张静甫任副队长。不久,谢葆贞获准搬回地母庙旁的囚室,杨虎城一家才又生活在一起,杨虎城重新有了妻子和小女儿的陪伴,精神好了一些。

儿子拯中到玄天洞时已9岁了,早已超过该上学读书的年龄,但特务们怕暴露杨虎城一家被囚在玄天洞的消息,不许拯中去县城上学。经杨虎城多次要求,才得以买了一套《万有文库》,由谢葆贞亲自教拯中识字。

在玄天洞八年中,杨虎城完全与世隔绝,消息不通,给家里写信更不可能,他订的一份在贵阳印刷的《中央日报》是他了解外界和抗日形势的唯一途径。他时时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945年,他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抗战终于胜利了,国家民族有希望了。他激动得老泪纵横,站在山头上,久久凝望着远方。他拿钱让伙夫到县城买了几斤肉,烧了几个菜,庆祝抗战胜利。这天,他破例地喝了几杯戒了多年的酒。

杨虎城认为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应忘记前仇放他一家出去了,但一直没有任何释放他的消息。他又在希望和绝望中在这深山古洞苦熬了一年多。

1946年7月16日,杨虎城一家被从玄天洞转移去重庆。在玄天洞8年,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感情,临走时反而有一种不忍离去的感觉。他把一些家具、衣物等送给奶妈吴清珍家;又把一根在玄天洞用了多年的烟竿和一刀纸送给老友赵树云,特别叮嘱赵树云让儿子“小乌龟”(赵的儿子小名小富贵,杨虎城西北话发言似

小乌龟)上学读书,将来长大才有出息,纸拿给“小乌龟”学写字。

16日上午,杨虎城一家分坐三乘滑竿离开玄天洞下山到县城,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去重庆的汽车。奶妈吴清珍因小拯贵离不开她,也随杨虎城一家去了重庆。

十—、千古功臣

杨虎城一家被押到重庆后被囚禁在磁器口杨家山。这时戴笠已死,军统局改为保密局。看守杨虎城一家的武装便衣特务队撤走,改由宪兵24团第一营第九连担任。

1947年2月,谢葆贞因绝食抗议几十天,身体已十分虚弱,被特务强行以输液为名注射毒针而死,年仅36岁。杨虎城含着悲痛把谢葆贞用木柴火化后,骨灰盒一直放在身边,直到遇难时。

1949年春,国民党见大势已去,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各界要求释放杨虎城和政治犯的呼声,下了一道令给重庆市长杨森叫释放杨虎城,并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接杨虎城去南京。但蒋介石虽然表面下野,却仍牢牢控制着军政要害部门和特务系统。保密局徐远举、毛人凤一边推说不知道关在哪里,一边布置把杨虎城一家转移贵阳。

1949年2月初(农历正月初四)杨虎城一家由宪兵二十四团一营营长陈润天率一个连的宪兵押送去贵阳,和杨虎城一家同时被押去贵阳的有原西北军少将高参、中共党员宋绮云和妻子中共党员徐林侠和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还有原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侍卫张醒民。到贵阳后,他们全被关押在贵阳黔灵山麒麟硐。

1949年8月,已去台湾的蒋介石飞回重庆,向毛人凤、徐远举等人下命杀害杨虎城。毛人凤召集保密局高级人员会议商议杀害杨虎城的时间、地点、方法等,最后确定由周养浩去贵阳,把杨虎城骗来重庆杀害。

周养浩于9月1日到达贵阳,由于杨虎城坚持拒绝去重庆,所以迟迟不能动身。直到9月6号,在周养浩软硬劝说下,杨虎城只好答应随周养浩去重庆。临启程时周养浩按照事先的约定给毛人凤打了一个通知到达时间的电话,让重庆方面做好准备。上午8时许,三辆军统的汽车从贵阳开出,直奔重庆。第一辆是周养浩坐的吉普车,第二辆军车上是前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鹄、看守长李骏祥和几个特务押着杨虎城和怀抱母亲谢葆贞骨灰的杨拯中。第三辆军车上是被押着的宋绮云夫妇、儿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杨拯贵及阎继明、张醒民。晚上八点过,周养浩的车先到,从重庆海裳溪轮渡过江,告诉在这里等候的特务杨钦典说后面还有两辆车,然后直奔白公馆去了。10点左右,押着杨虎城父子的车渡江后朝戴公祠方向开去。11点,张鹄等押着杨虎城父子到戴公祠,凶手杨进兴、熊祥等早已作好准备等候里。刚满19岁的杨拯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在父亲后边,刚踏进室内,躲在门后的特务用匕首先剌进了杨拯中的腰间,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听见儿子痛苦的喊了一声“爸!”情知有变,但还没来得及转身,特务杨进兴的匕首已刺进他的身体内。他倒下了。一代将星就这样殒落了。时年56岁。

张鹄指挥特务门把杨虎城父子的尸体连谢葆贞的骨灰盒一道埋在室外不远的一座花台里,又在泥土上种上一些花。此时还不到12点。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向杨虎城长子拯民、长女拯坤发唁电,对杨虎城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1950年元月1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及阎继明、张醒民的灵柩在重庆由庆华轮送到武汉,转京汉、陇海铁路送回西安。

元月30日,灵柩抵达西安。

2月7日,西安举行西北各界追悼杨虎城大会。追悼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主持。

同日,北京人民政府公告在北京举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公祭。毛泽东、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首都各界送了花圈。

杨虎城、谢葆贞、杨拯中、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阎继明、张醒民的忠骨安葬在西安南郊杨虎城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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