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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

黄显声,字警钟,别名惊中,又名京中。1896年12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苇山河村(现划归岫岩满族自治县)一个地主兼工商业家庭。黄显声少年时期到离家15里的青台峪小学寄宿读书,后来又到离家90里的九沟峪读高小。小学毕业后考入安东(现丹东市)道立中学读书。由于黄显声较早的离家求学,培养了他少年时期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初中毕业后,黄显声为了追求真理,1917年来到北京。1918年考上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1919年正当黄显声结束补习班,升人本科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他怀着强烈的反帝救国的决心投身于这一运动中,游行示威,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与反动军警搏斗,他勇敢坚强。特别是一些进步同学被反动军阀逮捕后,他挺身而出,会集其他同学前往探视与营救,并将爱国传单及进步书刊寄往锦州、沈阳等地,请亲友宣传散发。由于黄显声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使他被迫离开了学校。

1921年黄显声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三期炮科。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奉天兵工厂任少校卫队营长。在此期间,张学良到兵工厂视察时见到黄显声谈吐不凡,颇有见解,张学良把黄显声调到身边,作随从参谋。1924年底,他随奉军人关,在几次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被任命为上校参谋,不久黄显声回到沈阳任张学良将军的上校副官。1927年黄显声随奉军三、四方面军团到河南、河北,并在保定被委任为第一旅旅长。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部队撤到溧县。黄显声建议张学良化装先回沈阳,他带领第一旅昼夜兼程赶回沈阳。张学良委托黄显声率领的第一旅负责警备沈阳的重任。不久张学良调黄显声到装备较好的二十旅任旅长。1930年春,东北军再次人关,张学良为了加强东北大本营的防卫,成立沈阳警备司令部,委任黄显声为警备司令和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

黄显声在任警务处长期间,撤换了几个极端腐败的县公安局长,对警务处和沈阳公安局内革除一批腐败渎职分子,施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对警务处所有职责举行考试,然后根据成绩和实际能力才录用,对少数确有才干的人均破格晋级。对日本在沈阳以至辽宁的种种活动进行密切注视,布置对日本人活动的监视,并命令辽宁所有公安系统,凡属与日本人勾结违法的中国人,一经查证立即逮捕。对日本“满铁”军警的无理行动,要敢于制止。一次,在沈阳市区市场上几个“满铁”日本人无理欺压中国商民,当南市警察局派人前往制止时。日方竟拉出武装队伍相威胁。黄显声接到报告后,即令警务处警卫连长王永生带部分警卫协同南市公安局分队前往声援。并指令王永生他们不动手就算了,他们真要打,你也给我打,但要抓几个活的回来。”后来,日本武装人员看到中国警方的强硬态度只好退了。

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寻找武装进攻中国的口实,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材事件”,黄显声汇集各方面的情况后到北1向张学良作了详细报告,并请示对策。张学良指示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黄显声回到沈阳后,即立足于战,扩充各县公安编制,同时建立地区公安联防区,将所属的公安部队和各县警察编为十二个总队,以利调动,并拟请更换武器,以备必要之用。!月中旬,东北形势险恶,日军的武装侵略已箭在弦上,而国民党中央一再指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9月初,日本关东军当局向在沈阳一带日本人普遍发枪,使沈阳等地人心惶惶。黄显声向张学良请示同意后。以警务处的名义紧急通知辽宁全省58个县公安队到沈阳领枪。9月18日黄显声接到公安督察长的报告,日军可能采取爆发行动,他当晚即到公安局座镇以待,并严令各警察分局以及公安队待令行动。当晚10时20分,日军突然发动事变,首先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为借口,随后不到5分钟炮轰东北军第7旅的营房。旅长王以哲赶到沈阳与黄显声商量对策,王说:“七旅只能服从命令,再说打也不见得能敌过日军。”黄显声对王说:“公安局各分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市区不能打,拉出去打,打到底。”9月19日,7旅撤离北大营之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商埠地区及大小西关。黄显声命令商埠三分局、南市等地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首先抵抗。但在日军强大的攻势压力下,又无后援,警察遭到严重伤亡。黄显声命令沈阳关东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集中继续与日军作战。到9月21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局,公安总队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攻开,黄显声才下令以分局分队为单位,尽量携带弹药武器退出沈阳,向锦州集中待命,黄显声自己则仍留在沈阳,以观局势。不久沈阳被日军占领,黄显声离开沈阳,到北R向张学良请示以后行动。

(二)

沈阳沦陷后,张学良于9月23日通电将东北的军政中心西迁锦州。25日,黄显声带领已撤退到北R的原辽宁省政府的20多名人员返回锦州。到达锦州后,即命令沈阳市公安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飞立即将由沈阳撤出的警察及公安队伍进行整编。他自己亲自主持召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标、黑山、盘山、台安等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各县警察补充公安队,重编所属部队为公安骑兵三个总队,并通令全省各县与锦州的省警务处联系,带领队伍打掉了两支汉奸队伍。黄显声积极组织抗日武装的行动得到了张学良默认和支持,委黄显声主持锦州军政重任。

黄显声主持锦州军政后,感到武装力量薄弱,他知道仅靠现有能够集结起来的这些警察的力量远不足以抵御强敌之侵略,必须大力发挥民众的武装力量,因此他在日军尚未向西进攻时即利用主持锦州政府的机会,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制定了义勇军编委方案。凡能举义抗日的,率武装100人者,以上尉待之,率武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为少校营长,率武装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命为上校团长。这对各地义军的兴起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起到了鼓舞和支持。与此同时,黄显声又在各地成立武装民团,这些民团属地方民军,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后来这些地方民团多数都发展成抗日义勇军。1931年黄显声在辽西、辽北一带所组编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就有5万多人。这支队伍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而且对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也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辽宁抗日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人关的首要障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面临强敌而又敢于冲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果断地武装民众并卓有成效地使其发挥战斗作用。黄显声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凡的胆识与魄力,令人钦佩。

(三)

1932年秋,张学良将军将入关的黄显声带领的部队在张家口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黄显声任师长,驻北"西苑。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率领骑兵第二师出关抗日。在此期间,黄显声一方面派部下熊飞前去见冯玉祥表示坚决支持冯的抗日活动,并许以伺机多加行动,另一方面劝说冯古海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指挥,继续抗日。在抗战中黄显声深深感到,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下,思想上极端矛盾而不能自拔,不仅收复东北无望,而且连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于是,决定暗中与共产党联系,请共产党员到自己的部队中工作,以提高队伍的思想和军事素质,准备随时出关打游击。在锦州时,黄显声就聘请省府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为自己的秘书。到北"后他通过刘澜波同志和中共北方局联系,党组织先后派孙致远,康少逸、朱大光等17名共产党员以秘书、粮株军需官等公开身份,对部队进行改造,柯庆施等北方局领导也到骑兵二师与黄显声探讨抗日问题。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在骑兵二师办起一个教导队,由刘澜波同志任队长,孙致逸等任教官,还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由于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部队的抗日气氛愈发高涨。骑兵二师中的共产党员除在部队中开展工作外,还在地方上成立夜校,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黄显声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接受我党的建议改造部队。

1933年4月,张学良将军出国之后,蒋介石乘机对东北军施行分化瓦解,以便全力“剿共”。最初蒋介石以重金高官对黄显声等利诱,被黄显声所拒之后,又令何应钦在北"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东北军将领会议,企图将东北军调到南方参加“剿共”。会上黄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向何应钦宣称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学良将军回国,汉卿不回国,谁也调不动。”由于东北军各将领都表示赞成黄显声的主张,蒋介石的此计终不可行,只好作罢。黄显声的此举不仅保护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也是对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的一次抵抗。

(四)

1935年7月,东北军的骑兵集中起来成立一个骑兵军,张学良意欲要黄显声当军长,但为蒋介石所不纳,后经张学良坚请才委黄显声为骑兵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骑兵军的建立,蒋介石的本意在于用来“剿共”。黄显声给张学良进言,不要上蒋介石“一石二鸟”诡计的当,劝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黄显声对张说:“孙中山可以联共,冯玉祥也可以联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联共?”由于当时张学良思想仍然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因而没有明确地采纳黄显声的意见。因黄显声坚决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不与红军为敌,这就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发生了冲突。为避免违心地参与“剿共”的战事,他后来离开骑兵军军部,留居平津,同时,又向张学良推荐刘澜波到总部四处任科长,委托刘澜波同志将共产党的政策向张学良作诚恳的解释。

为了建设好东北军,1936年5月张学良在西安办起了一军官训练团,抽调东北军和17路军营以上的青年军官受训,以培养一批抗日骨干,张学良特调黄显声任教育长。1936年8月黄显声经周恩来直接联系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要迫蒋介石抗日时,为防止53军发生变故,委派黄显声到53军任副军长兼119师师长。他到任后,致力于实现抗日的各种准备工作,着手改造53军,团结116师吕正操等部队,除形成该军抗日中坚外,还吸收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邀请一部分共产党员参加该部工作。“七•七”抗战爆发后,黄显声毅然拉出了部分军队,在热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在重创日军的同时,他的部队也遭到了重大损失。接着他又果断地收容从前线退下来的零散部队约6000余人,拟整编后重新投入战斗。这时他接到了周恩来同志通知,要他到武汉参加营救张学良将军的重要工作,他接到通知后,对部队作了交待,就只身奔赴武汉。

(五)

黄显声到达武汉后,立即投人了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工作。他会同张学良之四弟张学思四处奔走,鼓动一些东北军的头面人物作各种关系上的疏通。他还亲自找到宋子文说:“现在对外抗日已经开始,对张先生实在无再予幽囚之必要。”宋子文支唔其词。黄显声气愤地质问宋子文担保张先生安全的是你,你到底负不负责?”宋子文无言对答。在求告权贵无效的情况下,黄显声向蒋介石提出了愿以他和张学思两个人的自由来换取张学良将军一人的自由的请求,蒋介石根本不同意。这样,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蒋介石不应当存在幻想,只有用革命斗争来对付他,才能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

黄显声在武汉期间,经常和中共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周恩来也曾多次到他住的地方研究抗日工作。在周恩来的帮助教育下,他严格要求自己,并向周恩来请示,重新组织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军。周恩来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并布置了有关方面与黄显声的直接联系。于是黄显声立即通知旧部,召集了一批东北青年学生和流亡在武汉一带的东北人士,并特别委托康健生、包健等共产党员组成领导核心。这样,他迅速组织起了一支100多人的“东干队”开赴到延安,黄显声向周恩来要求要去延安工作,但考虑到武汉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听从周恩来的意见,留在武汉作统战工作。

1938年1月12日,周恩来再次到黄显声住处,商量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有关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极大关怀,又分析“西安事变”在抗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要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为营救张将军作不懈努力,要特别注意张将军的安全。周恩来的谈活给了黄显声极大的鼓励,激发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对抗战的必胜信心。

1938年1月,黄显声已作出离开武汉赴延安的计划,并拟定2月6日动身,正当他积极准备离开武汉去延安的时候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叫他迅速转移,并停止所有公开活动。

黄显声认为自己做事光明磊落,加之认为国民党在全国一片抗日声中,不会将自己怎么样,所以,他先将其他同志送走自己再离开武汉前往延安。但就在他送走张学良将军之弟张学思的第二天晚上(2月2日晚),国民党驻武汉的特务机关派特务队包围了他的住所,先由一名特务化装为八路军朱德总指挥派来的人进人黄的住宅,这个特务掏出一封伪造的朱德的信件、称朱德急待在XX饭店会晤。黄显声一时没有识破真相就与其走出住宅,上街行走中几名特务一拥而上,将黄显声架上汽车急驰而去。

(六)

黄显声被捕之后,先是关押在武汉稽查处,国民党特务严密地封锁消息,后转押武汉行营开始对他进行审讯。在第一次审讯时,特务们说只要你把共产党怎样利用东北军和你怎样受延安的委托说出来,即恢复自由,只要你服从领导,不仅恢复自由,而且还有军长的职位在等着你。”黄显声听后,义正词严地质问“出自友情和道义我营救张学良将军,这构成什么罪?更何况张学良将军光明磊落天下皆知。至于我积极为抗日第一线动员人力,在全国动员抗日潮流中,这难道也算得上什么罪?”而且高声痛斥特务们,堂堂政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摸地把一个无罪有功之人抓起来是何道理?特务看无法审下去,只好草草收场。特务们一次次对黄显声的审讯都被他义正词严的质问而收场。不久将他秘密转押湖南益阳监狱,在益阳监狱结识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韩子栋同志。

黄显声狱中手迹

1938年秋,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特务机关将黄显声、韩子栋与许多“要犯”转押贵州息烽集中营。在息烽集中营黄显声受到百般凌辱和非人的折磨,但他正气凛然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人笼中威不倒,决不能灰心丧志。咱们是不怕他们的,只有让他们怕咱们。”他在狱中不时发出洪亮声音使敌人为之胆怯,而使狱中难友受到鼓励,狱中难友誉他为“爱憎分明的铁汉子”。时而有难友悲观失望时,他尽力鼓励他们要相信中国决不会永远这样黑暗下去,要有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他常对难友讲:“抗战必胜”。鼓励大家要以坚定的信念等待胜利的到来,从而使难友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1941年3月,“军统”调一贯能应付各种囚犯的周养浩任监狱长。周养浩到任后,把集中营改称“新监”(系统内部又叫“大学”),把新监内设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大监房改称为“斋房”,将狱中“囚犯”改称为“修养人”。黄显声的中共特别党员身份未暴露,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作为全修养人,先关押在忠斋,任生产组长后,单独住生产组办公室。国民党从他们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实践中感到只有杀和关押是征服不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因此周养浩企图推行所谓“思想感化”来软化革命者意志,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息烽集中营成立生产组。组长郑星槎,是军统人员,周养浩安排他在修养人员中充当耳目,此人借周养浩之名经常仗势欺人,一次欺凌共产党员尚承文,恰值黄显声在场。黄上去用拳痛打郑星槎,并斥之为“害人虫”,郑怕黄显声的声威只好狼狈地逃跑了。经过这件事,周养浩知道对刚正不阿的黄显声用施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于是一反常态,决定撤销了郑星槎的生产组长,要黄显声当生产组长。他任生产组长以后向周养浩提出宋绮云(共产党员)、韩子栋(共产党员)作为他的助手,要罗世文(共产党员)、车耀先(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出来协助工作。由于黄显声态度强硬,周养浩又无办法的情况下,除罗世文未同意外,其余都按黄显声提出的要求办了。就这样,黄显声在集中营就争取更多人在小范围内的自由。

在息烽集中营期间,黄显声非常注意从周养浩等人的口中探知一些秘密消息,并以此作为一些判断,或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狱中的难友。1946年夏的一天清晨,黄显声到马路上锻炼身体,突然从公路上驶来的一辆吉普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急请他上车。原来此人是他过去的一个老部下,时在国民党辎重兵团当团长,驻贵州境内。这位团长叫他上车到他团里换上士兵衣服躲几天,再设法护送离境。黄显声坦然地说我怎么逃跑?我为人光明磊落,无愧于国家和人民,他们偷偷摸摸地把我关起来,就得明明白白地把我放出去。”又说:“我爱国有什么罪?要他们向天下人说清楚,我才能走呢?如果逃走了,他们就更要颠倒黑白,同时还要罪及无辜,连累这里的难友们多灾多难,我不能这么自私,不忍心这样做。”他拒绝了老部下帮助他逃跑的机会。

(七)

抗战胜利后,因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结束特务政治、释放政治犯的呼声,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除杀害和释放一部分外,黄显声、罗世文、杨虎城等72人转囚重庆,关押在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白公馆。

1949年11月下旬,在重庆面临解放的前夕,形势极端紧张,狱中的囚犯们都很清楚解放在即,但谁也无法估计狱中被囚的人们会被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原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过,后被释放的难友黄彤光找到有关人士设法营救黄显声。为了能够及时接应越狱出来的黄显声,黄彤光借来一辆汽车,在磁器口等候,以便黄显声越狱出来即可驶往潼南县躲藏。一切安排妥当后,黄彤光秘密带信通知黄显声。但黄显声不肯就这么逃出,他让带信人给黄彤光说这种时候我怎么能自己逃走?要走,也得和大家一起走,如果我一个人走了,特务们借口杀害留下来的难友怎么办?我个人得救大家遭殃,我决不能这么做。”黄显声再次置个人有幸脱险于不顾,坚决与狱中难友们生死与共,誓不动摇。

自黄显声1938年2月被捕以来,党组织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营救工作。被捕初期、党组织通过武汉王化一等东北籍人士对他进行营救,又委托刘澜波同志不断开展对他的营救工作。刘澜波曾先后发动其兄刘多荃及于学忠、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多次表示,愿以全家性命全部财产为黄显声担保。但蒋介石说:“捕虎容易纵虎难”,尽管各方的担保书送到蒋介石的面前,都未获得蒋的批准。

黄显声和党组织在感情上是息息相通的。从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和转囚重庆,他除了与狱中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和密切配合外,他还积极地与狱外一切关系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将自己的情况转告党,说自己“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八宝山黄显声墓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达密令将囚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11月27日下午3点半、特务杨进兴、杨钦典来到黄显声的囚室,杨进兴对黄显声说:“周主任请你去谈话,还有李英毅也一道去。”从特务阴险狡诈的表情中,黄显声立即意识自己可能已经面临着最大危险,他换上一件草绿色的夹克衫,又暗藏了一把短刀,准备在必要时和敌人作最后的拼搏,随后戴上礼帽,从容地走出囚室。当走到离白公馆约半华里路的步云桥附近的一个山坳处时,紧紧跟在后面的特务杨进兴突然从背后向黄显声连开两抢,他中弹后紧握短刀转过头来怒视着两个行凶的刽子手而倒下。杨进兴还用脚踩着黄显声的尸体并摘了他的手表。一代爱国将领没有死在与曰本侵略者拼杀的战场上,而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手中,多么令人痛惜。

重庆解放后的第二天(1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人歌乐山收殓烈士遗体,在黄彤光等人的配合下,找到了黄显声遗体。

重庆市烈士审查委员会追认黄显声为革命烈士。12月15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隆重追掉大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自参加追掉大会。16日,重庆市党政军民数千人汇集于朝天门码头,在军乐和礼炮声中举行启灵式,送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灵柩归故里。黄显声灵柩送回北京安葬,后移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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