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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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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难童年

车耀先,又名车华荣,1894年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一个小康之家。头上有一个哥哥车华田。父亲车肇汉,母亲喻秀珍,母亲怀他7个月时早产,看样子是活不了的,经母亲和外祖母精心照料,40天才慢慢睁开眼睛,存活下来,所以身体因先天不足而较为虚弱。但天资聪明而又生性顽皮。5岁时,母亲把他送到三倒拐一个姓杨的私塾老师那里启蒙,不到半年就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两本书。不幸学堂所在的杨家祠堂失火烧了大半,学生们只好停课了半年。

在成都从事地下斗争时的车耀先

到第二年房子修好后再去上学时,又重头从《三字经》开始,谁知在又读了半年后,杨先生一病身亡,他又只好停学在家。7岁时被送到一位知名度颇高的秀才李雨三先生处读书,接受的是死读死背的传统式教育,由於他生性顽皮,经常因背不出书或认不识字而被严历的先生打竹板,因此经常逃学。有一次被母亲用竹片从上街打到下街,一直打到学校,又因背不出书被先生打得两手红肿。

车耀先8岁那年,母亲因和邻居打官司不服县里判决,到邛州上诉。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几年,家道从此中落了。父亲和母亲分居,哥哥出走,嫂子回娘家,家中只剩下他和母亲。一个原本较为殷实的家就这样败到有上顿无下顿的地步。12岁那年,他为生活所逼,把一条丝绸套裤拿去当了600个铜钱,到县城批发了两箱火柴去赶场零售。每逢农历一、四、七赶25里远的两河口,二、五、八赶20里外的三元场,三、六、九就在灌口场市上叫卖,逢十赶观音堂。天天有场赶,从不空闲。每天跑几十里卖火柴,回到家中时已经天黑,还不能休息,得立即拿十几文钱去买一碗米,在母亲房中木炭火上煮闷锅饭。一边闷饭,一边烤干裤腿上的稀泥,而后抠下泥块,搓掉泥粉,等裤子烤干搓干净后,饭也就熟了。把不多的饭端给母亲,他自己则放些水到锅里煮锅巴吃,吃完饭已到三更,睡不到天亮又赶紧起来上路赶场去了。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在极端困苦中奔波。14岁那年,经人介绍到崇庆州(现崇庆市)一家姓胡的老板开的“益盛荣”商店去当学徒,每天打杂,由胡公馆送饭到店里,晚上就睡在商店里附带值夜。干了不久,因他勤奋好学,为人机灵,店里决定正式收他为徒。在正式拜师后得以上柜经营,不到一年,老板就让他管理账务。每次到省城成都进货,都由他去办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担起一个商店的大梁,人人都说这娃儿能干,师傅(老板)一家也喜欢他。尽管如此,但在学徒期间老板家只管吃管住,不开工资,至多偶尔给几个零花钱而己,所以无钱带回去奉养母亲。1911年,因为四川总督赵尔丰把川民集资的两千多万修建川汉铁路的款收归国有,引发了波及全川的“保路风潮”。川民组成“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反对清政府的斗争浪潮,崇庆州也罢市响应,一时川中动荡。车耀先两岁时已由母亲订下娃娃亲,媳妇是杨家女儿。此时杨家因局势动乱,让媒人来说要车家赶快娶过门。但此时车家根本没有钱办婚事,母亲非常为难,车耀先请媒人传话说“等不得可另放人家”,拒绝了杨家的要求。不久,杨家女儿另嫁了。

在他所在的店铺对面是一家经营冥纸冥锭的小店,店家姓黄经常由女儿黄三姑娘在店里经营。车耀先坐在账柜上经常看她制

作冥锭,二人渐渐熟悉了,并时常以换零钱等理由谈上几句活。时间长了,双方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已进人青春期的车耀先更是在心中萌动了爱恋之情,但始终没敢表白。在他17岁离开崇庆去当兵后,心里一直牵挂着她。后来他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时写的《自传》中回忆当时情景时还写下一首诗:

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

美目盼盼兮,痴心惶惶矣。

余欲诉私衷,情势所不许。

咫尺隔天涯,将心比自己。

不作窶子妻,愿作梦中侣。

赖人长相思,寝食不能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宣布独立脱离清庭。这时车耀先在胡家店中学徒期满,升为管账先生,每年有12吊钱的工资。本来他可以就这样沿着经商的路走下去,以后自己当老板发家,但势如潮涌的反清革命开拓了他的视野,他下定决心,当兵去!

二、弃商从戎

店主胡家的五叔胡价人当时在川军二师八团三营十二连当司书。车耀先一直跑到他驻防的龙安村找到他,想请他介绍人伍。胡价人在家时和车耀先关系处得不错,便把他留下帮他抄写,每月三元钱的军官伙食费由胡价人负担,等有机会再正式报名人伍。当时四川“袍哥”盛行,军中哥老会势力亦大,没有人会的人在军中会处处受排挤。车耀先此时虽还不是正式军人,但也难以例外,于是由胡价人引进加人哥老会,排位为仁字旗八排,这样才在军队中立住足了。

1912年7月,军中崇庆人大多数被淘汰回家,胡价人也解职离

开军队。而车耀先决心从奋斗中寻求出路,经努力得以正式“下棚”当兵,不到一年便升为一等兵,半年后又升为下士。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是由原“保路同志军”改编的川军,他在二师八团三营十二连。不久本团开回成都凤凰山训练时,又升为中士。1914年春全团中士会考,因他读过几年书,会写字,会考成绩优秀被擢为司务长。大小是个军官了,这年他20岁。

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时他升为排长。第二年(1916年)部队转战资中、内江、自贡、泸洲、安岳、乐至等地,他曾4次代理连长,都因为和营长关系不好不能正式充任。

1918年在陕西镇巴县作战,被敌军围困了21天,后援军到来,内外攻敌得以脱险。因他作战勇敢,被授予陆军上尉“六等文虎勋章”,并正式升当连长。这时母亲来信催他回家完婚。他请假回到家中,花烛之夜发现新娘正是他六、七年来魂牵梦绕的意中人黄氏三姑娘。黄三姑娘进门后,依惯例随夫姓,改名车体先,即体贴耀先之意。完花烛才十天,因军情紧急,他不得不告别新婚燕尔的妻子,赶回军中。

1923年(农历)正月5日在简阳县贾家场一次战斗中,车耀先不幸头部负重伤,头骨被打碎一块,当时看上去已经死了。清查战场的军官把他的衣服脱了,推在一个深坑中,幸未掩埋。他在坑中昏迷了一天一夜,次日黎明时醒过来,被好心的农民发现,把他从坑中救出,用门板送回来。当时妻子车体先随军在简阳。车耀先被从战场上抬回来时血流满面,血肉模糊,全身不断抽搐,送到简阳县城就医。由於伤势严重,子弹穿过颅骨,弹片深人脑膜,高烧不退,整日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妻子车体先经再三考虑后和牧师聂生明把车耀先护送到成都请华西大学医学系毕业的萧露嘉医师医治,住在成都陕西基督教会的教堂内。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用镊夹直接取深人脑膜的弹片,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咬紧牙关接受手术。手术后妻子日夜守护在他身傍,精心照料,终于把他从死神手中救回来,慢慢康复了。但是因为大脑的伤损伤了神经,致使右脚落下残疾,跛了一只脚。伤好归队后任营长,后又任兵工厂副官长。1924年收容兵工厂旧部编为二十二师,开回成都驻防。1925年参加全川统一之役随军从温江、新津、邛州、峨眉直打到宜宾,任宜宾县城防司令。部队改由刘湘节制,改编二十二师为警卫二旅一团,车耀先任团长。1926年,由于北伐战争形势所迫,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车耀先任四师十团团长兼国民党党代表。1927年改任四师上校副官长。这年,刘湘在重庆制造了“3·31”惨案,杀害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车耀先对刘湘追随蒋介石“清党”,背叛革命的行径极为不满,遂借口去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和会”,出游上海、北平、东京、朝鲜等地。1928年回四川改任新兵训练处处长时,由中共地下党员、原川军罗伟部师政治部主任吴超伯同志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秘密党员,从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就在这一年冬,第四师奉命缩编为旅,车耀先调军部候任,刘湘告诉他可以去当县长或到陆军大学学习。但他都不愿意,请长假带着妻子回家,用刘湘给他的两千元路费作资本,在成都祠堂街开了一家面馆,1929年进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军事学校受训3个月毕业。1930年10月,车耀先在党内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参加组织了震惊西南的“广汉暴动”。其后两年,他一直以“努力餐馆”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刘文辉任命车耀先为冷寅东师上校副官长兼四川省卫戍司令部上校副官长。1934年,调任二十八军第二路军司令部上校副官长。1935年部队改编,任二师六旅十二团团长,驻防崇庆县元通场。不久调任上校参军,返回成都。从此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军籍,但再也没回部队服役,基本结束了军旅生涯。完全投身到党的地下斗争中去。

三、地下斗争

车耀先1928年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即从部队请假带着妻子到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虽然曾两次被部队召回任职,但时间都不长,直到1940年被捕。

回到成都后,参加中共川康特委直属的特别小组。为了有个公开身份以掩护地下斗争,他先是在成都开了个书店,取名“我们的书店”,书店以灰色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同年冬又在祠堂街开了一家面馆,取名“新的面店”。由于这两处规模都较小,不方便开展工作,1930年5月30日在三桥南街租房开了一家规模大一点的饭店,名为“努力餐馆”,第二年“努力餐馆”迁到祠堂街营业。

“努力餐馆”的命名其含意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他亲笔书写了一幅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挂在餐厅雅座内。为了把“努力餐馆”办好,他特地请了曾经在滇军中给朱德当厨师的何金熬来掌厨,做出一道道风味独特的名菜。由于他川军中工作多年,朋友故交和部下多,他又曾加人“袍哥”,码头上也吃得开,加上他善于结交应酬,党政军界都有不少要人和他来往,“努力餐馆”的生意十分红火。这一件灰色外衣对他利用“努力餐馆”作联络点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起了极大的保护作用。李鹏总理1997年7月18日参观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时说:“在抗战初期,在成都西御街我的家和不远的祠堂街的‘努力餐厅’,都是党组织的联络点,罗世文、车耀先他们经常来开会。我那时不到10岁,但还记得他们。他们在狱中那样坚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9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载《千古犹传不朽歌——李鹏总理参观息烽集中营旧址展览馆》一文)。“努力餐馆”在供应高级宴席,设华堂雅座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照顾穷苦百姓,每天按时供应大肉蒸饺和大众饭菜,人力车夫、报童、学生、城市贫民都争着来买。这里还是我党的地下接待站,只要来人说一句“来一菜一汤”这句暗语,就知道是“自己人”,吃了不收钱。在这里经常出人的有军政要员,地方绅士,但谁也没有觉察这里实际是我党的地下机关所在。“西安事变”爆发时,就是罗世文同志和他在楼上收听广播得知张、杨两将军逼蒋抗日的真像,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第二天发布出去的。

1937年7月,中国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史良“七君子”出狱后来到成都,车耀先在“努力餐馆”楼上宴请他们,第二天沈钧儒又陪邓颖超来探望车耀先。

作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骨干的车耀先曾一度和党失去联系。那是1932年成都各界在少城公园内举行盛大的“5·9”国耻纪念会,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镇压,逮捕了这次活动的积极分子印刷工人邹泽滋。车耀先立即联络各界反日爱国团体组织“援邹大会”,准备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三军军警联合处的处长向传义得知情报,准备逮捕车耀先,但他又知道四川善后独办兼二十四军军长刘自乾与车耀先是同乡,又是密友,所以先去刘自乾处探探口气。刘自乾一边大声表示,不管是谁,该抓就抓,一边强留向传义打麻将,暗中却叫副官去通知车耀先避风。当天晚上,车耀先得消息后,立即去刘自乾的下属冷师长的公馆,冷师长立即摆酒为“车团长”压惊,并承诺在车耀先离开期间照顾好车耀先的亲属和餐馆。第二天,车耀先在冷师长派人护送下,乘车离开成都,去上海暂避。半年后风声已过,他又回到成都,但因那时中共四川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心,坚持在形势允许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对敌斗争。直到1936年,中共中央才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让他和罗世文单线联系,协助罗世文工作。

四、《大声》周刊

车耀先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10余年中,除坚持隐蔽地进行党的工作外,还公开以一个爱国者、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开展各种活动,特别是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他全身心地投人抗日救亡中。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教育热血青年,输送他们去革命圣地延安,创办宣传抗战的刊物,这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声》周刊。

早在1935年,车耀先在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对敌斗争,他和张良卿,卢剑波等人共同创办了《语言》杂志。《语言》表面上是一个推广汉字注音符号的学术性刊物,但仍经常在上面发表宣传抗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的文章。1936年他又支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总队部”的韩天石等人创办了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活路》旬刊,《活路》编辑部就设在“努力餐馆”楼上。但这个进步刊物才出3期就被查封了。


两个刊物的先后被查封,使车耀先更深刻地意识到敌人之所以害怕这种刊物是因为刊物的宣传和影响对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和作用大,他决心重新创办一个为国为民疾呼的刊物,取名《大声》。对于他只决心办《大声》周刊的原因,他在给友人信中这样说:“……11月,本市几个青年办的《活路》旬刊出现,期为民众喉舌,殊案未立即有查封之遥,3期后遂自动停刊……这些热心爱国的青年,既不准他们起而行,又不准他们坐而言,我们稍有良心血性的人还能忽视下去么?我才愤然作个呈文,申请省党部省政府编行《大声》周刊一种。”

吸取了以前刊物被查封的教训,为了能让刊物长期办下去,车耀先决定先取得“合法”手续,向四川省党部呈文报批。在递呈文前,他联系的办刊的同志、友人和学生等对用谁的名字递呈文有争议,车耀先坚持用自己的名字递。同志们怕用他的名字危险性大,他坚持说:“正因为有危险、才:要用我的名字。我在川军多年,在省党部、省政府里有我过去的上级,也有我的朋友和下级,加上我有“努力餐馆”这点财产,递上去容易批,如果用你们的名字,还不一定能批下来,凭我的关系,危险也比你们小得多。”

车耀先的呈文于1936年12月被四川省政府批准,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创刊号诞生了。《大声》编辑部就设在“努力餐馆”楼上车耀先家中,负责编辑的除车耀先自己外,还有薛特恩、余路由二人。撰稿人是车耀先团结的一批热血青年和川大学生如韩天石、胡绩伟、周海文、涂万鹏、彭文龙等。这些积极为《大声》撰稿的人是没有分文稿酬的,甚至有时因经费紧,付印困难,他们还凑钱出来出刊。

《大声》周刊出版后,就因其贴近民众,关心时局,言论正确,消息可靠而深受读者和民众喜爱,不到3个月发行量就达到5000多份。车耀先收到许多青年读者来信表示愿意参加《大声》周刊举办的各种爱国活动。《大声》在受到群众欢迎的同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出动了中央军校一些学员和收买一些社会上的流氓地痞殴打卖《大声》的报贩,撕毁没收《大声》周刊。有一次还寄给车耀先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信中公然写道:“……车瘸子,你是军人,当然晓得这颗花生米的味道……”车耀先没有被吓到,反而把《大声》办得更加旗帜鲜明。

敌人终于坐不住了,在《大声》办到第13期时,一批特务闯到“努力餐馆”楼上,说《大声》“消息言论多不正确”而强行查封了。车耀先没有屈服,他强行出了第13期,在这期停刊号上他写了一篇绝妙的停刊词:“人民应该服从政府,政府即令我们停刊,总有停刊的理由和苦衷……仍要恳请政府允许我们复刊的……”

车耀先以刊物为武器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采取了“你封旧的,我出新的”的策略,又申请出版《大生》周刊。改一个字,读音一样。反动当局发现新出的《大生》实际是《大声》的继续。在出到第5期时,国民党当局又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缪”为由再次查封了。车耀先临变不惊,又再次更名《图存》出刊,但仅出了3期,又被以“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为由再次强行查封。这次车耀先发怒了,他四处奔走,据理力争,索性要求《大声》复刊。经他多方努力,当局终于不得已批复姑准复刊。”

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在《大声》复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声真的复活了》的文章,文章中他风趣地写道:“《大声周刊》能正式复活,是表明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确能履行给人民言论自由的诺言……”明嘲暗讽,使敌人哭笑不得。

《大声》周刊创办之初,以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为办刊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形成后,《大声》更是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主张,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在《大声》周刊复刊号上就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反对日本进改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一文。后来在各期中又先后登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生的谈话》、《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等,还先后刊登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林祖涵、李维汉、邓颖超、宋庆龄等人的文章和谈话。

《大声》周刊不仅仅是限于出版一份刊物,还积极组织和发动各种爱国活动。1937年3月曾联合36个社会救亡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成立“大声抗敌宣传队”,发起募捐活动支持抗日前线等。

《大声》周刊复刊办了40期后,1938年8月13日又被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了。从创刊到最后被查封,历时一年多,《大声》共出了61期,数百万字。

《大声》周刊虽说只是一个规模不大,发行量也只每期5千多份的刊物,但它在成都及周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唤起民众支援抗战,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号召青年投身革命,揭露当局消极抗战的真面目等方面起了极大作用。当时许多青年就是在《大声》的启迪和影响下,激发爱国热情,投身革命的。著名巾帼烈士张露萍就是其中之一。1937年,在成都读书的张露萍就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真理.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更时刻在心弦弹出;

胜利.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来的呢?

是可敬可爱的《大声》啊!

后来张露萍和其他10几个青年,经车耀先安排去了延安,投身革命。


五、风云突变

因为车耀先多年来一直以社会活动家的面目组织爱国团体,支持爱国活动,创办爱国刊物,号召支持抗战等一系列活动,国民党当局早把他着成眼中钉、肉中刺。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他,怀疑他是共产党,但又苦于找不到证据,抓不到把柄,加上当时在成都党、政、军界中有不少人是他军中的上级、同事或下级,关系复杂。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只好隔三岔五让特务写恐吓信,到“努力餐馆”捣乱。有一次,省党部想除掉车耀先,又怕弄不好会鱼没吃成反到弄一身腥,于是决定先不抓人,派几个特务先去搜查车耀先家。特务行动前,省党部陈主任就对特务们交待:“如果查出反动的东西,特别是共产党文件,即可宣布逮捕,带来省党部。如果没有就算了,千万不能讲是奉了省党部和我的命令。”特务们冲进车耀先家,特务头目吩咐手下这就是重要共犯,不要让他跑了,给我搜!”车耀先视若无人,仍坐在椅子上抽烟,不屑地说:“跑?我为啥要跑?我开餐馆当经理,办《大声》都是政府立了案的,光明正大。犯法?你们擅撞民宅,侵犯人权才是犯法。”特务说我们是奉命搜查。”车耀先一下站起来:“奉命?奉谁的命?把搜查证拿出来我看。”特务说:“搜出东西来自然会拿给你看。”车耀先说:“搜不出又怎么办?”特务们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找到,灰溜溜想走,被车耀先用拐杖拦住说你们无凭无据到我家翻箱倒柜,侵犯人权,想一走了之?没有这样便宜的事,要走我和你们一起走。”特务头目说:“我是奉上方口谕,口谕就是命令,要看证件到警备司令部去看。”特务想用警备司令部来吓车耀先,谁知道车耀先不吃这一套,大声说:“好,到警备司令部去,我到要问问严司令为啥抄我的家。”马上喊店里跑堂的工人去叫黄包车,去警备司令部。因为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知此事,特务们怕露马脚,一边跑一边说:“车跛子,要去你自己去”,跳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车耀先坐黄包车直到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严啸虎是他川军中的老同事,平素亦有往来,车耀先径直往里闯,哨兵知道这位车团长和司令的关系,不敢阻拦。车耀先见着严,一问,问得严摸不着头脑,才明白这是省党部所为。

又有一次,警备旅长苏步洲叫他太太带人找岔砸了“努力餐馆”的堂子,车耀先第二天就让人在报上以“苏旅长太太无端前往努力餐馆闹事;业主车耀先紧急呼吁当局严惩凶手”为标题披露此事。一时哗然。苏步洲气急败坏,放出口风要收拾报社编辑,收拾车耀先,再砸“努力餐馆”。车耀先把此事捅到军长刘文辉那里。刘文辉大怒,马上派人把苏步洲叫来问是怎么回事。苏说车耀先是共党分子。刘文辉说是不是共党分子我不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是共党分子又怎么样?车耀先是大邑人,和你我都是同乡,而且跟着我干了多年,如今开个餐馆谋生,你老婆平白无故找人家麻烦,叫我的面子往哪点搁?”最后叫苏步洲赔“努力餐馆”1000块钱,带着太太去向车耀先赔礼道歉。车耀先就是这样巧妙利用各种关系掩护自己的。

当然,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车耀先的。省党部和特务机关除经常对车耀先恐吓和捣乱外,已传出风声说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命令通缉和蒋介石饬令省政府查办。许多同志和友人都劝他还是避一避,可是车耀先说敌人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如果一走,反到自己承认了。他拒绝了同志们和友人的劝告。他不但不躲,反而和国民党高层较起劲来。1938年8月13日敌人最后查封《大声》,两天后他直接分别给行政院和蒋介石上书质问。他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写道:“……最近又传行政院下令通缉我,委员长已饬令省府拿办我,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过,一个不学无才的车跛子如何就这样厉害?如何就这般重视?未免小题大做,过事铺张。造谣中伤我的人究竞为了什么?……使政府怀疑人民,人民不信政府……”8月15日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他直接写道:”委员长:我是什么人?请阅另一纸。我办的《大声周刊》是否反动,亦请检查。我发起过救亡会,参加过救国会和后援会,是否就算犯法?然而有人说因为这些事行政院通缉我,委员长饬令省府拿办我。如有属实,真是冤枉,敢请委员长彻查,我如有党派或反动派行为,甘受法律制裁;若报告者捕风捉影故人人罪,亦请从严处分,庶使民无冤狱,事无诬隐。委员长刻正主持抗日战争,日理万机,区区小事,何敢冒渎。惟有冤无处伸,不能不请委员长作主啊!敬祝领导抗日胜利!国民车耀先上”。

车耀先的上书蒋介石是否看到,不得而知,但敌人的一个更大阴谋却已开始策划了。

1939年,车耀先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积极地投人各种爱国活动中去。他和邓子淳、熊子骏、余中英、李伯申、曾子玉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并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经常邀请知名教授,知名爱国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在少城公园举办“苏联建设成就大型展览”,(这个展览被当局派特务捣毁)组织慰问出川抗日军人家属等活动。

1940年3月14日,敌人终于动手了。军统局川康区区长,省特委会主任秘书、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大特务张严佛会同大特务康泽和宪兵二团团长周竞人,市警察局长唐毅制造了所谓“成都抢米事件”。张严佛亲自指挥数百名特务化装成贫民砸开了设在成都老南门外大悲巷的“重庆银行”的仓库,把里面存放的大米撒在街上,一边故意高喊:“银行仓库有米啊!”“无产阶级万岁!”制造是共产党鼓动抢米的假象。一些不明真象的饥民闻风而来抢米,军警立即阻住街的两头,当场抓走100多人,第二天即开始散布共产党鼓动饥民抢米的谣言。18日张贴布告公开枪杀了现场被抓的无辜者朱亚凡后,晚上按照蒋介石批的“策动春荒暴动名单”分头抓人。深夜,特务来敲“努力餐馆”的门,高喊:“车老板,有电报!”车耀先开门即被抓走。在这次敌人的大搜捕行动中,罗世文和薛特恩、郭秉彝等十几名中共党员被捕了。特务头子戴笠亲赴成都,用军用专机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彝、汪导予4人送去重庆,薛特恩等6人被活埋在龙泉驿山上。

罗世文、车耀先被押送到重庆后,先关在望龙门特五团看守所,后转押到白公馆监狱。戴笠和司法科长余铎、法官李希成、符世兰轮流审问。满以为可以顺利让二人承认是“抢米事件”组织者,以达到进一步迫害共产党的目的。罗世文因身份是公开的,他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是刘文辉请来的高级军事顾问,对“抢米事件”一无所知,揭穿了敌人制造事件,诬陷共产党,破坏团结的阴谋。车耀先只承认自己是川军的团长,战场上受伤后在成都靠“努力餐馆”为生,办过刊物,但是是省政府备案批准的,合法的;担任过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本人朋友多,他们中有无共产党自己不晓得,但本人绝非共产党,无党无派。“抢米事件”发生时本人在家睡觉,一无所知。尽管敌人用各种手段逼供,判徒廖中泽供出车耀先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但车耀先一口咬定这是诬陷,抵死不承认。戴笠无法,呈报蒋介石说罗、车二人是中共高级干部,如能诱其叛变,为军统所用,收获必大,决定对二人长期监禁打磨,使之软化。蒋介石批“可”。於是在当年下半年把二人转押到息烽集中营。据后来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交待,移送息烽集中营案卷中,车耀先仍未认定为中共党员。

到了息烽集中营,罗世文被改名张世英(军统规定,凡被关进来的共产党员必须改名字,不得用原名),编号289,车耀先未改名,编号290。因二人“案情重大”被关人“忠斋”。

六、铁窗傲骨

息烽集中营的监房被分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监号。“忠斋”是天字第一号,关的都是“案情重大”的“政治犯”。“忠斋”是一栋新建的独立监房,其布局是正房一大间,两边厢房各两间,加上楼上共9间。车耀先和罗世文被关进来时,里面已关有20多个人,其中大多数是暴露或虽未暴露但案情重大的中共党员如许晓轩、韩子栋、陈策、王品三等,也有作“掺沙子”关进来的特务违纪人员。车耀先被关进牢房后,和罗世文一道把稻草铺在地铺上,上面铺了床灰布被子,倒头就睡着了,仿佛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住旅店一样。不几天,和同室的几个难友就混熟了。他们知道了车耀先曾在川军当过团长后,就喊他车团长,车耀先风趣地说哪样团长啊!都是脚挨脚的坐牢,就喊我车跛子算球了!”他这种随和爽直的脾气很快得到难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从这些“老犯人”口中很快了解到了息烽集中营中被关押人的大概情况。

他和罗世文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知道当时集中营内大约关有400多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暴露了身份的就有好几十个,“忠斋”就有10几个,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和罗世文秘密商量后产生了。他们要成立一个秘密的党的组织,以期团结狱中党员和难友进行对敌斗争。当时集中营主任还是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监狱管理非常严酷,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巧妙考察,他们和忠斋的几个党员相互间取得了信任,进而取了一致意见。但是这范围实在太小了,在这种各“斋”分开关押,放风也只在各“斋”院内的情况下,要想和其他“斋”房的党员取得联系谈何容易。最后他们决定先成立支部,再慢慢寻求机会扩大组织。不久何子桢被撤换,新任集中营主任周养浩是戴笠的同乡,深得戴笠信任。此人有江山小才子之美称,又自诩为儒将,所以在对监狱管理上不赞同何于桢那一套。他正在计划把息烽集中营办成一座能感化人的“学校”,他的“狱政革新”正在酝酿中,所以对监狱的管理要松一些。车耀先和罗世文认为时机到了,在和“忠斋”的几个党员秘密商量后,决定成立“中共狱中秘密支部”,他们推选罗世文任支书,车耀先和韩子栋任支委。因为“忠斋”的党员大多数是暴露了身份的,没有暴露身份的只有车、韩和王品三、周科征少数几个,让车、韩当支委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不易引起敌人注意。

支部成立后,立即制订了“首先是团结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便在形势好转、条件成熟时争取出狱。第二是争取阅读书报的权利。第三是坚决同叛徒、变节分子、动摇分子作斗争。第四是尽量想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让党了解狱中情况,进行救援或里应外合举行越狱暴动”的斗争纲领。支部的第一步行动计划是通过在押的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向监狱当局提出3条:一是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打开牢门。二是不许打骂犯人。三是改善犯人伙食。这3条经过支部认真研究后提出来的要求,完全符合在特殊条件下采取合法斗争的原则,代表了在押人员的利益又无损监狱当局的正常管理。正好周养浩的“狱政革新”已开始启动,符合他下一步把“犯人”放出来劳动的想法,所以他痛快地答应了。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斗争回合取得了胜利,为今后支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极大地鼓舞了支部党员的斗志。

周养浩“狱政革新”主要内容是“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他在集中营内成立诸如卷烟厂、肥皂厂、印刷厂等十几个劳动单位,这些厂统称为“复活工厂”。把集中营内400多“犯人”全改称“修养人”。这些“修养人”中有学问的、被捕前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影响的约80来个抽出来参加集中营内各部门和生产单位的管理,这种人被称为“全修养人”,其余的全部放到各生产单位参加劳动。这些被称为“半修养人”,暴露了身份的中共党员只能去作“半修养人”。“修养人”之间不许喊姓名,不许交谈案情,只能互相喊编号。每个人的编号均用白布块写成缝在胸前或衣领上。不同的是共产党员的编号用红色套一个边框,其他非共产党员的编号只用黑色写上。

针对让“修养人”出去参加劳动这件事,支部内党员意见发生了分歧,党员陈策等认为这是敌人要榨取我们的血汗,不同意去参加劳动。罗世文认为出去劳动有利于联系同志,便于支部开展工作,也可以锻练身体,保持体力,将来出狱或越狱后才能继续为党工作。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有的党员甚至认为罗世文被敌人收买了,在为敌人说话。车耀先支持罗世文的意见,做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工作,终于化解了分歧。

车耀先看到虽然所有“修养人”都到不同生产单位参加劳动,牢门白天也不关了,行动相对自由了许多,但在劳动中明处有特务在一傍监视,暗中还有掺沙子的违纪特务同样以“修养人”身份夹在其中,要想更广泛地接触和联系其他更多的党员和团结更多的“修养人”并不容易。恰好周养浩找他谈话说:“你的脚不方便,干不了啥子事,你给我谈句老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车耀先回答说:“我啥子党也不是,不过我这人喜欢交朋友,朋友多,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共产党我就不晓得了。”周养浩见他说得认真,便不再深谈。问车耀先:“你可以去当‘全修养人’,你看看你在哪个部门合适?”车耀先趁机说:“我这人没上过几天学,想多读点书,我去图书室管理图书。”周养浩同意了。车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世文,罗世文指示要利用这极好的机会和条件,把图书室办成支部秘密联络点。车耀先说这正是我要求去图书室的原因。

图书室称为阅览室,在内围墙外紧靠大门的一个小池塘边,是一栋四列三间平房。经周养浩同意把在犯人人狱时收缴的约3000多册书交给图书室作为藏书。车耀先把这书进行分类,修补后造册上架,又在原集中营为图书室订的官方报子基础上增订了当时一些民办报纸和进步报刊如《华西日报》、《时代》、《民主报》、《民主联合报》,甚至还订了一份由中共山东妇委会(地下$办的《山东妇女》。这些书因为是收缴“犯人”的,收来后就堆在间屋子里,谁也没有去翻动过。这当中有不少进步书籍,甚至还有马列主义的著作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车耀先利用修补书籍的机会,把这些进步书籍重新用纸装好封面,在封面上改写上一些灰色书籍的名字或《七侠五义》之类小说名称,借给“修养人”。有一次被特务发现了告到周养浩那里,周养浩要追究,但车耀先以周养浩在每周一次的训话会上讲过的“即使读一些不好的书,也有利分辩好坏”的话来辩解,加上以“修养人”身份任教诲所所长的刘丕光出面解释,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车耀先不负支部的希望,把图书室办成了支部的联络点。支部成员和党员可以用借书的名义秘密接头,交流情况,研究对策。有时车耀先在报上发现重要消息,就写在纸条上夹在线装书夹层内,交给被抓进来当兵夫的阳朗坝本地农民杨文富借送饭的机会把书交到指定的人手中。杨文富后来回忆说:“当时‘车修养人’有时叫我给一些‘修养人”送书,我当然不晓得书里头有名堂。只是‘车修养人’对人好,对我好,我愿意帮他的忙。”车耀先有时还把书交给“小萝卜头”宋振中,叫他把书交给“义斋”的某个阿姨或他母亲徐林侠。小小年纪的他当然并不知道书中秘密,更不知道他已成为狱中秘密支部的小交通员。

有天车耀先正在埋头修补图书,忽然听到一熟悉的女子声音喊他+(车伯伯!”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是余硕卿!余硕卿在成都时是他大女儿车崇英的同学和结拜姐妹,经常在他家进出,1937年他把她和十几个青年学生一块送去了延安,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余硕卿见左右无人,把自己受党派遣到重庆打人军统电讯总台,后来暴露被捕的经过告诉了车耀先,并告诉他自己现在叫张露萍。这名字是地下工作需要,叶剑英给她取的。张露萍又问了一些车崇英等人情况,说着说着眼含泪花。此情此景,胜似亲生父女难中相逢。车耀先把张露萍和她的6个战友的情况告诉了罗世文,经支部研究,把张露萍等7人吸收进了秘密支部。

车耀先还通过把一些进步书籍甚至马列主义书籍推荐给非党的“修养人”,让他们逐步认识革命真理,增强斗争信心。原宪兵排长侯仁民因帮助一个共产党员朋友在遵义越狱而被捕,被关在息烽集中营,通过阅读车耀先介绍给他的书后逐步觉醒,出狱后回山东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解放后一直在青岛市公安部门工作,直到离休。

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似乎对罗世文、车耀先特别“关照”。1944年端午节,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宴请二人。二人被特务押到周养浩处时,周养浩说:“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只是好好吃一顿,没有别的意思。”罗世文冷冷地说:“请客有用枪押来的吗?”车耀先说:“这些都是你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我不能用劳苦大众的血汗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你留着自己慢慢吃吧。”说完二人拂袖而去,弄得周养浩十分狼狈。罗、车罢宴的事一时在集中营传得沸沸扬扬。1944年冬,曰军攻占黔南的独山,贵州形势吃紧,息烽集中营接到了重庆把罗、车二人转移的命令。罗世文、车耀先被送到遵义关押,不久日军撤出独山,二人又才被送回息烽集中营。这时特务肖复初跑来对车耀先说:“赶快去自首,要不然永远都出不去了。”车耀先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出不去算球!”后据周养浩在抚顺监狱写的交待材料讲,车耀先有一次差点成功越狱。材料上说有一次突然发现车耀先不见了,接到特务报告后集中营拉响警报,派出几十个特务到处搜寻,正在忙乱之时,却见车耀先从厕所里慢慢走了出来,衣服湿透了。问他到哪里去了,车耀先说手杖掉在水沟里了,下去捡,差点爬不上来。周养浩回忆说:那个厕所是靠围墙修的,没有粪坑,骑在一条水沟上,大小便排在水沟中淌到围墙外去。车耀先可能顺着水沟爬了出去,但外面是一块大田坝,没有掩护,不远小山包上就是碉堡,再加上时间短,里面又拉响了警报,所以他只好又从水沟里爬回来了。

对这些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党时刻在想法营救他们。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意见书,其中:“(2)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逮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人员,均属爱国人士,请於恢复自由,以利抗战。”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建国大业,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和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1978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邓颖超同志专门约见车耀先的女儿车时英时还说到这件事“……你父亲为党的事业牺牲了,他被捕后党中央曾设法营救。在政协谈判时,党中央向国民党提要求释放政治犯,蒋介石要名单。为了提这个名单,代表团再三研究考虑。当时你父亲是秘密党员,没有公开身份,若提了名会引起国民党注意;若不提名又恐怕没有机会出狱。最后还是列人释放政治犯17人的名单中。后来蒋介石撕毁政协谈判协定,你父亲被秘密杀害。”

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的消息,车耀先在狱中报纸上也看到了,有特务向他道喜,他回答说:“这对你们恐怕是坏消息。”

车耀先在息烽集中营图书室的几年中,利用方便撰写了几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万余言的《自传》。他在自传的序言《先说几句》中谆谆告诫儿女……出生贫困,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健全之国

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这些狱中写成的文稿在车耀先牺牲后由难友孙壶东带出去交给车体先保存。《四川军事史》已轶,《自传》现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

七、碧血丹心

1946年7月22日,时戴笠已死,军统局改为保密局,息烽集中营撤销。车耀先等72人被转押重庆,他和罗世文被关在渣滓洞男牢楼上(室。8月初,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张严佛(即当时制造成都“抢米事件”抓罗、车的大特务)接到南京保密局电令,杀害罗、车二人,随后局司法科行动组组长程永铭专程来重庆监刑。二人商议了杀害罗、车的办法。8月18日上午,一个特务故意拿着两张飞机票到关押罗世文、车耀先的牢门外说,送你们二人去南京就释放,赶快收拾行李动身。要放何须去南京?二人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过了一会,原戴笠的司机,军统局汽车总队队长张秉午和原军统局总务处副处长侯桢祥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牢房对罗世文、车耀先说请快收拾行理上车。罗世文、车耀先上车后,车子开到约两公里的松林坡附近时,叫他们下车来等一下。他二人刚下车,一特务从背后开了抢。烈士倒下了,血染红了身下土地,实践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1"的誓言。

二烈士牺牲后,特务马上进行了拍照,候桢祥再三打招呼:“要照好点,照片是要呈报总裁的。”随后叫副官马恒桢提来半桶汽油,架上柴,浇上油,将遗体和被子等物一块烧了。特务们将烈士未烬遗骸就地掩埋。

重庆解放后,军管会在捕获的特务指点下找到烈士遗骸。人民政府把罗世文,车耀先遗骸重新安葬,周恩来亲笔题写了墓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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